【学术文论】法隆寺藏笛确系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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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寺藏笛确系尺八

上海艺术研究所陈正生

尺八乃是今日日本的重要吹奏乐器。日本尺八确系古代由我国传过去的，这个问题早已成了定论。但是尺八究竟是在唐代、还是更早就传到日本，这个问题似乎尚无定论。一些严谨的日本专家认为，尺八在我国唐代才出现，因此得出结论，尺八乃是我国唐代传到日本的。尺八之名确实是在我国唐代才出现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若仅依这一事实作为论据，未免失之偏颇。因为日本法隆寺秘藏着一支“笛”，这支笛太像我国唐代尺八了。这支笛，据说圣德太子曾经吹奏过。问题就出在这儿：圣德太子于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622年）去世，而尺八据说是吕才于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发明、设计的。法隆寺秘藏的这支笛，若说它是尺八，它的使用乃在贞观之前；若说它不是尺八，可它的样式、制作规格又同尺八完全没有二样。尽管如今日本学术界多数认定它是尺八，但至今未见有说服力的说明。就此问题,不少专家的心态是有矛盾的。这可引用山根银二先生在他的著作《日本的音乐》书中的一段叙述作为证明。

山根银二先生说：

尺八的起源也很古。据说最初是在推古朝由中国输入的。这是雅乐中所用的乐器之一，但详情当然不得而知。据史传，圣德太子喜爱这乐器，曾亲自吹奏；他当时所用尺八现今秘藏在法隆寺中。

小中村清矩氏在他的《歌舞音乐史略》中说：

“尺八，今大和法隆寺所藏，乃当时真物。以曲尺量之，有一尺四寸五分。可知唐小尺为一尺八寸。近时普化僧所专用之‘一节截尺八’，在曲尺为一尺八寸，乃后世制品。”

但据林谦三氏说：尺八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吕才所发明的乐器；而圣德太子生在这以前，是唐高祖武德五年逝世的；所以时代不合。那么，圣德太子所用的恐是另一种笛。无论怎样，全心全意地倾慕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拿任何种舶来乐器来亲自吹奏，是可喜的事。至于它的真伪，除了证明当时宫廷中爱用此乐器以外,别无重大关系。在此后约一个世纪，圣武，其遗品保存在正仓院的宝物库中。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山根银二先生的观点，，，当是尺八真品。从感情上来说，人们还是希望法隆寺秘藏之笛真的是尺八。笔者认为，法隆寺所藏之笛也确实是尺八。为此，笔者特撰此文，从中国乐器史和乐器制作工艺的角度叙述其理由。

笛，在我国乃是一件很古老的乐器，《周礼 ž 春官》就有“笙师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篪、笛、管” 的记载。由此可见其历史之久远。但是笙师所教之笛究竟是什么样式，如今已无从稽考。浙江河姆渡出土了七千年前的“骨哨”（亦有人称之为“骨笛”），河南也出土了八千年前的“骨笛”，这些出土文物的历史无疑比《周礼》的记载还要久远得多。国内的专家们经过鉴定，都认定它们是乐器。只是笔者以为，其中尚有不少难解的谜，因此难以令人信服。这倒不是笔者认为这些史前乐器没有传承下来，以至于殷、周的文献从未见提及，而是因为它们的设计并不合乎声学原理。不可否认，初民的科学知识不会十分丰富；实际上正因为初民的科学知识不十分丰富，就不可能把这些乐器制作得与发声原理相悖，十分难吹，以至于连今人也不容易吹响。

另外，从乐器名、实的演变来说，多数都是从笼统到精确的，琵琶和笛都是最典型的例子。汉以前的琵琶并不是专指今日的琵琶，乃是弹拨类乐器的泛称，这是谁都知道的。汉以前的笛，也常是笛类乐器的泛称，当时无论是横吹还是竖吹的，都称作笛；不计孔数多少，也都称作笛；且笛、龠难以分清。正因为当时的笛，常是笛类乐器的泛称，因此笛的来源也就有不少说法：有的说是汉武帝时人丘仲所做；有的说是张骞出使西域由西域带回；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则说是由羌人那儿传来，并由京房加工改制而成^‚。对于这诸多说法，笔者自知浅薄，难以辨清；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却已能证明马融在《长笛赋》中所说的、由京房改制的长笛，乃是《宋书 ž 律志序》和《晋书 ž 律历志》所载魏晋长笛的前身；经过多次制作验证，同样弄清了唐代尺八乃是魏晋长笛的改进^ƒ；宋尺八乃是唐代尺八的延续；今日的洞箫、南音洞箫、日本现代尺八，乃是宋尺八的发展^„。

理清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明确地得出结论：尺八这种笛在汉代就有；由于吕才改进魏晋长笛，将黄钟笛定为一尺八寸，始称尺八（以偏代全）；作为尺八这种乐器本身，乃是民间原有的，而不是吕才的发明。

吕才设计尺八同荀勖设计泰始笛一样，都是为了正雅乐。从《旧唐书》的记载可知，武德七年，唐高祖曾要祖孝孙正雅乐。贞观三年，唐太宗又要祖孝孙正雅乐，祖孝孙力不胜任，温彦博、王珪、魏征等举荐吕才。魏征盛赞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由此可知，吕才于唐初就设计、制作出一套十二枚合乎律吕的尺八了。《正仓院的乐器》一书，。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些尺八没有一支能“与律谐契”。由此可知，吕才所设计的尺八，同荀勖所设计的泰始笛一样，都没有传世。为此，，那么，法隆寺秘藏的也应该是尺八；若认为法隆寺秘藏的不是尺八，。因为它们都是宫廷雅乐所借用的民间俗乐器。

，同法隆寺秘藏的笛作一比较，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乃是同一种乐器。首先从选材的标准来看，无论是正仓院所藏尺八，还是法隆寺藏笛，都是完全相同的：三节，第一、第二两节上每节各开三个音孔；吹口为半月形，顶端不似今日之箫，非为竹节不可。这一选材、制作规则，在正仓院的八支尺八的制作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因为正仓院所藏的八支尺八，除了用竹制作而外，还有几支是用玉、石、象牙制作成的，这些通过人工车削加工的材料，也都是这统一的规格。这九支尺八的选材标准充分说明，隋唐乃至魏晋，笛（尺八）的制作是有明确的制作工艺标准的。

其次，从确定音孔位置的方法来看，我国民间制笛，确定音孔位置所用的乃是百分比。这个方法至迟在魏晋时期就已使用。《宋书 ž 律志序》记载着荀勖依据“笛律”制作泰始笛时，所用的乃是“上度、下度”法^…。笔者经过验算，证明这一方法就是民间制笛，以及如今各乐器工厂制作笛、箫时所用的百分比。笔者掌握的明、清两代的制笛公式，确定音孔位置所用的方法同样也是百分比。只是各个时期、或各个工厂所使用的百分比不同而已。从《正仓院的乐器》所载八支尺八的数据，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献纳宝物特别调查报告》所载法隆寺秘藏尺八的数据来看，隋唐两代制笛用着同一比例。当然，我们同样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这些乐器乃是宫廷制作，制作工艺要求比较统一，不似民间制作比较随便。

在将法隆寺秘藏尺八的音孔尺寸，同正仓院所藏尺八的音孔尺寸，换算成百分比进行比较之前，有两点说明。一是我国民间制笛，音孔位置是计算到笛孔之中点的。而日本的专家们无论是测算正仓院尺八的音孔位置，还是测算法隆寺尺八的音孔位置，都是测算到音孔的上沿。为了沿用我国制笛的惯例，笔者在将这些尺八的尺寸折算成百分比时，已将尺寸移至音孔的中点。二是正仓院藏存的八支尺八，现删除玉、石、牙等四支，仅取四支竹质尺八中最小和最大的百分比作为比较的依据。

现将正仓院所藏尺八和法隆寺所藏尺八音孔位置的百分比，列表对比于下：

种类	第六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全长
正仓院尺八	43.06—44.84	49.95—52.13	59.69—60.92	66.95—67.97	74.16—75.56	83.72—84.44	100.00
法隆寺尺八	43.36	51.80	60.70	68.69	76.80	84.68	100.00

从以上所列对照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正仓院所藏尺八的音孔位置比例，相差最大的仅为2%，一般为1%左右。法隆寺秘藏的那支尺八的音孔位置，正好在正仓院所藏尺八的音孔比例范围之内。从上列对照表中，也许会有人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法隆寺秘藏的尺八，其下方音孔位置偏下。法隆寺秘藏尺八下方年孔位置偏低，正好说明此乐器的制作是符合实际的。原来法隆寺尺八的吹孔偏深，从而使管端校正量增大，以至于使下端音孔的发音偏高。为了不使这几个音孔的发音偏高，降低音孔位置当然就达到了校正发音的目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人们比较生疏的乐器声学和律学问题，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故不赘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隆寺秘藏的“笛”，乃是地地道道的尺八。

注释：

中文版见人民音乐出版社1961年10月出版的《日本的音乐》(山根银二著，丰子恺译）第58页。

‚ 《昭明文选》所载的马融《长笛赋》，对此有所说明。

ƒ 请参阅拙文《浅析唐代尺八同汉笛的关系》(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一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1993年东方音乐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尺八研究》中已作了详细的讨论。

… 关于这一方法的证明，请参阅《中国音乐》1985年第四期刊载的拙文《谈“荀勖笛律研究”》。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1998年第1期（199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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