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琵琶音乐家吴蛮:在“丝路”寻根,在世界发光

专访琵琶音乐家吴蛮

在“丝路”寻根，在世界发光

作者 | 任姗姗  周普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琵琶音乐家吴蛮和朋友们也把丝路音乐带到了北京。

吴蛮，蜚声国际的琵琶音乐家，马友友“丝路计划”重要创始团员，7次获得格莱美“最佳演奏”和“最佳世界音乐专辑”提名。今年2月，第59届格莱美揭晓，吴蛮参与的丝绸之路乐团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斩获“最佳世界音乐专辑”。

吴蛮在海外的名气究竟有多大？引用一句《波士顿环球报》的评价：“吴蛮是属于极少数改变了其所演奏乐器历史的演奏家”。

5月起，“边疆——吴蛮与丝路音乐大师”音乐会在内地12座城市巡演。5月4日首站，吴蛮选在了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14日，“边疆”完成了此行的重要一站，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

吴蛮的琵琶，塔吉克斯坦演奏家斯洛吉丁·朱拉耶夫的都塔尔，意大利塔姆布雷罗演奏家安德烈·皮奇奥尼的手鼓，“维吾尔歌后” ，仿佛一条引人入胜的音乐丝路，穿越千年，扑面而来。每一个音符，每一次碰撞，每一处火花，都是诗与浪漫的融合，让人念兹在兹，流连忘返。

吴蛮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

《北京青年报》记者崔峻摄

演出一个月之前，在北京，我与吴蛮有了一次对话。那天的晚风很暖，她的微笑也很暖。白色的丝巾，墨绿色的衬衫，蓝色民族风的长裙，还有清凉的短发，推门缓缓走进来的吴蛮，春风拂面。

琵琶与丝路，是我们对谈的起点。

人物Story：这次音乐会您选择与一位都塔尔演奏家和一位手鼓演奏家合作，能谈谈您的构想吗？

吴  蛮：意大利音乐家安德烈，我们去年在瑞士即兴合作过。当时，我弹了一首自己编曲、比较传统的音乐，他的手鼓就打起来了，现场的观众疯了一样的喜欢。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碰撞，我是中国的，他是意大利的，我们互相之间的一种理解，呈现出一种新的音乐语言，这非常有意思。都塔尔在中亚特别流行，我们新疆维吾尔族也有一样的乐器，它的脖子特别细特别长，身子比较小，声音比较低沉。2000年前，在中亚地带，都塔尔和琵琶是一个家族的，所以这次是以当代人的方式再次见面。斯洛吉丁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都塔尔演奏家，他同时是学者，向世界各地介绍都塔尔，这一点，我俩有点像。

这台音乐会最大的特色是传统文化。但这个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传统文化。借助音乐，我们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会变成一种新的文化，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也可能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塔吉克斯坦的都塔尔演奏家斯洛吉丁·朱拉耶夫出生都塔尔演奏世家，享誉国际，经常在欧洲演出。他目前就任于杜尚别国家音乐学院，也是哈佛大学音乐学院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

安德烈·皮奇奥尼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好的框型手鼓演奏家之一。此外，他还重新定义了意大利塔姆布雷罗（一种意大利铃鼓）的演奏技巧及音乐风格。他的音乐风格跨越了爵士乐、世界音乐与早期音乐。

人物Story：所以，吴蛮的音乐是没有边界的。

吴  蛮：这场音乐会取名《边疆》，就是这个意思。边疆，其实就是边界。千百年来，我们的边疆是非常活跃的，、文化、经济总在融合总是出现新的火花。像琵琶这些我们的乐器很多从中亚流传过来，互相交流，来来往往。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寻找琵琶的根，也是寻找一个文化的根源。

音乐，其实就是一种表达，一种语言，一种对话，你可以说英文，也可以说中文，只要听者有感受了，有共鸣了，音乐的作用也就有了。所以，音乐是无边的，就看你敢不敢尝试。

人物Story：这是丝路音乐跨越千年的再一次重逢。

吴  蛮：对，而且是当代人的重逢和诠释音乐。琵琶这件乐器的色彩非常丰富。我曾写作过一个曲子叫做《静夜思》，就是源自敦煌石窟曲调。人们当年在敦煌石窟里发现很多艺术作品，诗歌、乐谱，其中有很多琵琶谱，但是散佚在巴黎、日本等国家。美国阿肯色大学东亚系一位音乐教授给我看了很多敦煌乐谱，大概是8到12世纪的琵琶乐谱，它们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少的几个小节，多的十个小节，很多都是即兴演奏的，风格上很像中亚音乐。我根据他的解释，录制了一张唱片《光之无限》。

敦煌壁画里的琵琶。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代琵琶

人物Story：能谈一下您与琵琶的相识吗？

吴  蛮：我父亲是画家，我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但他们热爱音乐，特别是传统音乐。是父母选择了这条路、这个职业给我。我5岁开始学柳琴，个子小，老师说先给你个柳琴弹吧。弹到12岁，老师说你都学完了，那换个大的吧，于是开始弹琵琶。我那时对琵琶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那时候，在收音机听到一部电影《百花争艳》，里面有殷承宗的钢琴，刘德海老师的琵琶《十面埋伏》，闵惠芬老师二胡的《江河水》……就是记录当时中国最好音乐家的演奏，那应该是70年代的电影。我对《十面埋伏》印象特别深，没想到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刘德海成了我的老师，就是缘分，对不对？

少女吴蛮与琵琶。

人物Story：获全国奖项，又升中央音乐学院，然后留校。您学习琵琶的经历是让人羡慕地一帆风顺，后来为什么要去美国？

吴  蛮：我是1990年毕业，其实说留校也没待几个月就离开了。留校是那时候最稳定最好的选择了，从稳定来讲，我那时候工资比我爸挣得还多，但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成熟，怎么可能当老师？心里是有危机感的，虽然一路都走的很顺利，好像20岁就看到未来了，我觉得不行，我要出去闯，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人物Story：学习西洋乐器出国深造似乎是必然，但到国外怎么学习民乐？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民乐特别是琵琶在国际的知名度并不像今天。您是怎么下定决心的？

吴  蛮：那会儿是出国潮，我们学习西洋乐器的同学，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去欧洲去美国深造。眼见教室里人越来越少，我心里不甘：我们学传统乐器为什么不能出国？那时候国门刚打开，文化交流频繁，大家思想很活跃。小提琴家斯特恩来我们学校讲课，小泽征尔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体演出，震撼了我。斯特恩讲，作为一个音乐家，你在舞台上演奏要跟观众去交流。那种观念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我当时带了中阮、柳琴、古筝、古琴、扬琴还有两把琵琶，七件乐器登上了飞机。当然，在飞机场是走了熟人的“后门”，现在就很难了。那时候傻愣愣的，根本没想到将来会怎样？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问我：干嘛要到国外去，到国外能跟谁学习传统乐器？以我的经历和经验，越是传统的越应该要出去。这样才能看到你的传统精华在哪里？为什么你的传统有意义？放在世界舞台上，你是怎么样的？真正走出去，你才能真正看到传统好的地方在哪里。

人物Story：这其实是一种他者的眼光，看过世界的样子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吴   蛮：我们通常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是杭州人，经常听到人们称赞西湖。我家就在西湖边，进进出出，却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到了北京到了国外，再回到家乡，才发现三潭印月真的很美！有些人一听到传统，就觉得老土，一听到民乐，就觉得落伍。但你出去以后，就会发现民乐很高级。

人物Story：您刚出去的时候，外国人了解琵琶吗？他们接触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吧。

吴   蛮：非常难，因为琵琶是一种东方的审美。我刚出去的前5、6年就是在埋头努力。任何场合，只要有机会演奏我都会去。我第一次在美国演奏是在教堂，弹的是《十面埋伏》。英语也不好，演奏时候稀里糊涂，弹完拿到50美金的报酬，观众很热情，我还拿这钱买了一双耐克球鞋。但是我离开之后，大家就忘掉了，因为就是看看热闹而已。

大概是从1995年开始，音乐圈开始知道琵琶这个乐器，知道我这个人。后来慢慢扩散开来。琵琶走出去其实是两条路，一个是主流音乐人，一个是老百姓。唯一的秘诀就是，坚持。经常有人问我：吴蛮，你一会儿跟爵士乐合作，一会而跟舞蹈合作，一会儿又是戏剧，你忙不忙？我的回答是，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琵琶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把中国的音乐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一直没有停下来。

人物Story：从零开始肯定不容易，最难的是什么？

吴  蛮：对，最难的是精神上的一种痛苦。毕竟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了，到了纽约是泯灭在人群里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落。给我震动最大的是1992年的一次演出。一首琵琶和弦乐四重奏曲子《魂》，我们首演之前连续排练了六个小时，我的英文不好，又是跟很有名的弦乐四重奏合作，作品是现代派的。我练到满头大汗，终于把那个作品拿下来，第二天上台演奏，全体观众起立鼓掌。那一次应该是我音乐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对音乐的观念有了改变，多关注观众的反应。音乐人，不能仅仅约束在一个传统音乐家演奏家的小圈子里，要走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开始与各种不同乐器的、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合作，因为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就是表演。

吴蛮与Kronos四重奏组

人物Story：回头来看，琵琶打动外国人，走近西方艺术世界，它本身的特质是什么？

吴   蛮：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要有你自己的语言。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的特色才会被人尊重。最初，琵琶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到中国，与我们本地的一种弹拨乐器融合成了今天的琵琶，有汉人的一种人文性在里面。东方音乐是提示你，让你自己去品味，琵琶的“韵味”是西方古典音乐没有的。我们的特点恰恰是他们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人物Story：但是同样作为东方艺术，中亚、印度的音乐正逐步走向世界的主流。假如以格莱美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中国民乐除了琵琶、笙之外还有大量的乐器是不为世界周知的。您认为原因何在？

吴   蛮：格莱美奖大部分是颁给流行音乐，世界音乐只有一个栏目，全世界只选五张唱片作为提名，得奖几率是非常低的。音乐的个性和功能不一样，比如一听到南美音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摇晃身体，因为它是娱乐性很强的音乐。我们汉人的音乐是要你坐下来好好听，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但也没关系，像雅乐、能乐这些日本音乐也非常有特色，在西方世界很受欢迎。所以，需要有人去介绍去推广，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特色。都做成西洋乐那样的传统大乐队，都去演奏外国曲目，那就泯灭了。

人物Story：所以，您刚刚提到“寻根”两个字，这也是确认琵琶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吧。

吴  蛮：我这几年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国内，因为寻根对我意义特别大，这不仅是音乐的角度，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我在西方生活了将近30年，经常被西方观众或音乐家问道：什么是中国音乐？听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我真的回答不上来。琵琶代表中国音乐，但并不代表全部的中国音乐。从这个问题开始，我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音乐。这不仅是音乐上的根，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寻找文化上的根。

人物Story：获得格莱美奖项是丝绸之路乐团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您是丝绸之路乐团最早的成员之一，如何评价乐团？

吴  蛮：“丝绸之路音乐计划”由马友友先生在2000年发起。最初他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小乐队，乐队成员来自丝绸之路国家，我们做一些新的作品巡回演出。1998年他邀请我参加，而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把中国音乐、中国乐器、中国文化推荐给介绍给更多的观众，所以成为最早的成员。我们经费有限，最初并没有长期的计划，2001年“911事件”发生，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而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我们更多承担着文化使者的角色，通过音乐传播促进不同族群信仰人群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化解隔阂。。

乐团在成长，我们每个人也在成长。我从一个留学生，变成被人熟知的音乐家。在乐团里，伊朗的音乐家、印度的音乐家、日本的音乐家，各国音乐家进进出出，我们互相学习。现在，很多丝绸之路的成员一听琵琶就能听出水平怎样，对中国音乐也慢慢了解。马先生中文现在也很溜了，哈哈。音乐无国界，这就是一个证明。

吴蛮与丝路音乐家。

人物Story：对乐团的未来，您有什么期待？

吴  蛮：希望我们可以一直一直走下去。现在音乐教育项目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去大学去中学，做很多跟音乐文化有关的工作。像在美国，现在的大学生比较缺乏人文教育，大部分人都去科学做科研，学文科的人越来越少，大概因为大家都觉得文科找不着工作吧。也许全世界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人文艺术教育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哈佛大学，我们跟他们很多学院都设有课程，很多学生来参加。我经常去美国乡下全都是白人的小学，向孩子们介绍中国音乐，介绍琵琶。听完以后很多小孩子说，我想下次去中国，我想长大了要去中国看看。音乐是做文化沟通最好的方式了，第一印象也许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我们说“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慢慢地做，先种下一粒种子在心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