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宁溪古镇 一幕王氏记忆

一

一条路通向一座古镇。

    

前往宁溪，要经过长潭水库，中间地势不断拔高，路途曲折蜿蜒，若不借助现代交通工具，恐怕得中途留宿一晚才能抵达。

    

早时，对于黄岩城关人来说，去宁溪意味着去“山里头”——这个方言词汇，将这座千年古镇蒙上了一层隐世色彩。

    

古镇确是隐士开辟的，那位叫王从德的唐朝旧臣，携家人和弟子二百余人翻山越岭，在宁溪停住了脚步。

    

县志云，黄岩溪水到此方宁，故称“宁溪”。地名间接刻画地貌，这是个群峰环峙、当中平衍的好地方。

    

宁溪定然与王从德心中的桃花源相吻合，他不走了，脱去长衫，换上短褐，造屋耕地，在此定居下来。

    

我们造访宁溪，是在王从德过世的1100年后，入夜，穿过宋街，坐在明祠前的青石板上，与乘凉的老人闲聊。

    

“我姓王，。”老人摇着扇子，娓娓道来，“从德公，是我们的老祖宗。”

二

    

老祖宗的墓在金岙村，一个山丘上。

    

我们从一排旧民宅旁、一条狭窄的土坡路上去。这条路常年无人走，杂草底下的泥土松软，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山去。

    

古墓的位置靠近民宅的后脑勺。前些年，黄岩博物馆的人来考古，在附近寻到一位86岁的老奶奶，听她说，十几岁嫁过来时，尚能看到一些墓地砖石。如今，棺椁大抵沉降入地下，地面上一片荒草丛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金岙村民在这里挖出了几样石头物件。其中有块半人多高的石碑，上书“唐大理寺少卿王长公暨妣贾氏夫人墓域”字样；另有方形石柱两条，分别写着“唐少卿王长公之墓”“明嘉靖甲年秋重立”。村民晓得是文物，却不知其价值，家里盖猪圈时，便把这些当石料填充进去了。

    

直到2005年，小街居的居主任王祝明得知文物下落，忙跑去那户村民家中，好说歹说，把石头物件带了回来。经王氏族人们考证，石碑系王从德的墓碑，石柱为宁溪王氏二十一世王铃修缮祖墓时所立。

    

这些出土的文物，实实在在地表明王从德墓的位置所在。一时间，前去祭祖的后人不绝如缕。后来，族人们一商量，觉得去古墓的路不好走，也不方便重修，干脆将祖宗的墓“请”出来。2010年，他们在小街居地界内，建了一座衣冠冢，供子孙祭拜。

    

三

    

异地重建的不只古墓，还有“王氏大宗”的祠堂。

    

老祠堂在宁溪中学里，正对着学校食堂。这是一座白墙灰瓦的建筑，门前立着廊柱，柱子上刻有几幅对联。正门一幅：“掌大理刑名，钟鼎家声光九棘；衍太原苗裔，箕裘祖业植三槐”，道明了宁溪王氏的源流。其他几幅因年代久远，文字已漫漶不可辨识。屋梁房门不知是用何种木材所制，颜色泛黄，凑近些，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这座祠堂，是明朝嘉靖年间，由王爌、王铃二人先后主持修建的，这在《温台绍宁溪王氏总谱》上有详细记载。

    

王爌和王铃，后者是前者的侄孙，两人都是进士出身。王爌是入传《明史》的名臣，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为从二品。他告老还乡后，提议建王氏大宗祠，与族人策划许久，在新桂街之北买了块地，开始修建。

    

宗谱史料上说，大宗祠有后寝、前堂、外门、旁翼、佛庐，四缭环墉，深宽闳敝，“实奢于常祠焉”。这般大的工程量，需要经年累月来完成，可想而知，只王爌一人不够，需要后辈顶上，就是王铃。

    

王铃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和张居正、王世贞是同期。他当过宜兴知县、南京工部主事，辞官回到故里，就专心修宗祠一事。

    

几年前，宁溪中学在整修操场时，在祠堂脚下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写着“难叟督工石”。“难叟”是王铃的晚年自号，督工石，不消说，是王铃主持修建的物证。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有趣的画面：当年建造大宗祠时，一位苛刻的老学究，坐在石头上，监督大伙干活，时不时吆喝一声，斥责偷懒的年轻人。

    

大宗祠是在王铃手上完工的。此后的数百年，它成为王氏族人们安放祖先崇拜心灵的场所，走进这方小天地，仿佛能与先人对话，灵魂也有了归宿。

    

解放以后，“王氏大宗祠”不再属于王氏，而归公家所有。再后来，祠堂附近建造了宁溪中学，这座500多岁的明代建筑成了校内建筑，便整日与学子相伴。

    

老祠堂享清福，新祠堂伫立起来。

    

2012年，宁溪王氏族人募集300多万元，在王从德的衣冠冢边上，建了一座新的大宗祠，仿古建筑，中间挂有大匾额，书“王氏大宗”四个金色大字。落成典礼那天，来自宁溪当地、台州各地乃至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王氏后人，前来祭祀祖先，场面蔚为壮观。

    

四

    

说回王铃，他晚年时，应扮演着族长的角色，除了修古墓、建宗祠，还在当时宁溪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立了块牌坊，名为“奕世簪缨坊”。簪缨，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代指高官显宦。牌坊的寓意在于“王氏世代官员辈出”。

    

，断石一度被丢弃在路旁。去年有个江西商人经过，想出两万元买下，被拒绝了。王氏族人把遗留下来的残物，通通搬进了祠堂。

    

牌坊没了，不过它留下的地名还在，那十字路口，俗称“牌坊下”。宁溪曾以“牌坊下”为中心，形成六街、八宅规模的贸易集镇。

    

宁溪六街，横街最老，南宋建炎年间所建，自龟背桥至顾祖桥，长百余丈，宽丈余。其次是直街，建于南宋淳熙年间，由九世祖王季括捐资兴建。王季括善于理财治产，在直街建房五百间，置田十八庄，时称王半洲。直街长192丈，宽1.5丈，上自西仇，下抵兰若桥，砌以溪石，南岸留堤3尺，列栽桂树，每到秋季时，满街桂花香，因而直街又被称作“桂街”。直街旁又筑荒堤5尺，以便牛马往来，后来成为小街。

    

元末明初，建了新桂街，与大横街和直街相连；至清代，又依次建了小横街和桥亭街。

    

老街的地基样式还在，千百年来，保存完好，两边的建筑几经更迭，当下留存的，多数是清末民初的房子。

    

老房子尚有人居住，屋檐瓦和木门窗虽然斑驳，窗台下摆放的盆景植物却生机盎然。午后，一位戴老花镜的阿婆，倚靠着门槛，一边摇扇子，一边读报纸。她养的小黄狗，趴在主人脚边的阴暗处，吐着舌头喘气。

    

这般闲适的生活姿态，也只有融入古镇老街才会天衣无缝。

    

五

    

直街藏着一处作坊，做豆腐的作坊。

    

作坊主王富君和妻子王菊芳，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来这里做豆腐。

    

宁溪豆腐历史悠久，当地人有精湛的手艺，做出来的豆腐细白鲜嫩，深受民众喜爱。

    

王富君20岁时，跟着外公学做豆腐，后来继承了这间作坊，娶妻生子，一晃眼，25年过去了。

    

把头晚浸下的黄豆滤干，倒入电钢磨里，一会儿，白色的豆浆就从机器里流了出来。王富君把生豆浆倒入大锅，煮沸，一边煮，一边捞去上面的泡沫。“火温要控制好，太猛了，会产生苦味。”这是他多年总结的经验。

    

豆浆烧好，倒入大缸里，要冷却一番，才能点浆，这一步骤过早，做出来的豆腐容易老。只见王富君拿大碗卤乳，倒入铜勺中，慢慢匀入豆浆里，如此反复操作，数分钟后，豆浆就凝结成了豆腐花。

    

作坊里有许多方形木盒，在木盒上倒满豆腐，用纱布包起，压制一段时间，一大块方方正正的卤乳豆腐就做好了。夫妻俩把豆腐小心翼翼地放在三轮车上，由王菊芳拉去市场售卖。

    

“我15岁就开始卖豆腐了，后来嫁了人，还是卖豆腐。”王菊芳笑着自卖自夸，“我家的豆腐，老中带嫩，嫩中带鲜，虽是卤乳豆腐，却有着石膏豆腐细嫩的优点。”

    

每日作坊里的豆腐产量，视情况而定，生意好时，要做50公斤。还有外地的游客，特地跑来买，就看中“宁溪豆腐”这一金字招牌。

    

如王富君家这样的豆腐作坊，宁溪街上有四五家，周边村里散落着一二十家。他们靠做豆腐营生，一年能挣近十万元钱。

    

六

    

宁溪出名的特产，不光有豆腐，还有麦鼓头——一种近似于烧饼的小吃。

   

 “为什么要叫‘麦鼓头’，因为它的原料主要用麦粉。”宁溪综合市场附近，一家专门做麦鼓头的小吃店里，店主王建一边为我们讲解，一边把一张大大的扁圆麦饼，平摊在铁锅上。

    

这麦饼包的馅料，有梅干菜、大量的葱花、咸猪肉等。包馅的工作由王建母亲来做，她将面团揉成碗状，把各种料填入，封口。接下来，王建用擀面杖，把有料的面团擀平。

    

贴在锅上的麦饼，需要过段时间翻个面，使之受热均匀。渐渐地，麦饼表皮开始泛黄，散发香味，整块饼鼓胀起来。

    

烙熟了，王建把麦鼓头包好，递给顾客，忙不迭做下一个，还得同时兼顾铁锅上的另几块饼。

    

“一个饼卖5块钱。”王建说，“平时一天能做150个，周末买的人多些，做200个光景。”

    

其实，宁溪几乎家家都会做麦鼓头，这种干馅饼容易携带，走山路、下地干活，掏出来就能吃，管饱又方便。早时，麦鼓头也被当做正餐来吃，一张饼，一碗稀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麦鼓头实在不算什么精美食物，却能以来自山里的淳朴滋味，打动食客的心。这种土特小吃早已走出宁溪，如今在台州各地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看到。

    

七

    

宁溪的日色很慢，街上的人走路也慢。这是个安静的古镇。

    

当真如此吗？不然。每到一个节日时，街上张灯结彩，锣鼓齐鸣，可比别的地方过年还喧闹。

   

 “二月二”是宁溪民间传统的灯会节，据《宁溪王氏宗谱》记载，南宋时就存在，为王氏族人发起，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有副对联，足以描述节日的盛况：“六街花灯光铺地，八宅鼓乐音盖天。”

    

中国传统的灯会，往往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为什么宁溪独在二月二期间举办呢？原来，元宵节时，各地都有灯会，如果宁溪也办，就没人会上山来看灯。于是，当地人将灯会推迟到二月二“花朝节”，一来能兼办庙会，祈祷这年风调雨顺；二来，能邀请他人来赏花灯。骨子里，宁溪人还是爱热闹的。

    

“二月二灯会”，一般在二月初二上灯，初八落灯。第一夜的活动是闹街，其余几夜迎灯。古宁溪街的八宅，会各组织一支几百人的迎灯队伍。每支队伍由两面敲十三响大锣作前导，跟着大红提灯、舞龙舞狮、抬阁等，后面有各式各样的彩灯、动物灯、锣鼓队，最后面是关老爷、赵公明等“保界神”。八支队伍，要沿着六街缓缓表演一周，过程需要两三个小时。队伍边游边表演，喜气非常。

    

初四夜迎灯结束后，当地还要组织“作铜锣”——这是打击乐器和丝（弦）管乐器组成的民间大型吹打乐，也是“二月二灯会”必奏的音乐。

    

夜静更深，坐在家中的人们还沉浸于灯会气氛中，“作铜锣”悠扬的乐曲声传来，敲击音庄严肃穆，笛音清越悠扬，丝管音幽雅动听。音乐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缓缓流过街头，可让听者万虑俱消。

    

八

    

“作铜锣”旧称“祝同乐”，原表现古代宫廷迷人的夜景，后来用于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相传以前有三节，现仅存一节。

    

演奏队伍由三四十人组成，乐器多样，打击乐器如大皮鼓、大小铜锣、木鱼、碰钟等，丝管乐器如板胡、三弦、琵琶、洞箫等，几乎所有的民族乐器都能用上。

    

“作铜锣”的曲子，是民间自发组织的铜锣会世代相传的。爱好者们自办乐器，逢年过节自娱自乐，历劫而不衰。

    

我们走访了几位传承者，他们都是中老年人，说起这曲子，反复强调一句，“能传下来不容易”。

    

王天礼老人，今年90岁，留着白花花的长胡子，躺在竹椅上讲故事。他说，少年时，有老人敲打鼓板，他在一旁听着听着，就会了，自己时常把玩，乐此不疲。

    

1955年，上海音乐学院几位教授带着学生来宁溪采风，偶然听到“作铜锣”，大为惊讶。经过发掘、录音、整理，教授们发现，该曲子整个曲调呈下行，仅中间稍有反跳，在音乐史上极为少见，他们确定这是江南独有的大型民间器乐合奏曲。

    

之后，地方政府对此引起重视，举办培训班，培养接班人。，将“作铜锣”作为扫“四旧”对象，一切相关活动都停止了。直到1985年，宁溪恢复“二月二”灯会，铜锣会也得以重新组建。王天礼等一干老人“重出江湖”，把曲子还原出来。

    

耽搁了近20年，传承人有了断代，王天礼将儿子儿媳们都教会，让他们加入演奏队伍中，他则担任指挥。

    

另一位王俊从老人，86岁，至今还担任主鼓师傅。得知我们是来听他敲锣的，他立刻来了精神，手举叫锣，只听“叮”得一声，声音清脆而悠长。老人敲打时，神情与肢体无一不在表演状态，他带的几个徒弟，学走了敲打节奏的轻重缓急，却始终少了一种灵动神韵。

    

九

   

 “作铜锣”曲从何而来？目前较为广泛的说法，为南宋名儒王所创作；另说，是王所从宫廷里带出来的。总之，都与王所有关。

    

王所，字叔喻，号南峰，生于南宋嘉定年间，是宁溪王氏第十一代孙，宋代淳元年间举浙漕贡士，与文天祥、陆秀夫等先后同朝。王所与同乡丞相杜范交好，他的夫人杜氏，亦是杜范的族妹。

   

彼时，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胡马来势汹汹，小朝廷又乐于偏安，王所悲国事之不可为，就致仕归田了。他在老家宁溪的南山之麓，筑南峰书院，藏书1950册，在这里讲学授徒，当起了夫子先生。

    

南峰先生64岁过世，葬于圣堂殿对面的山上，今属黄岩上郑乡境内。这山原本叫什么不清楚，葬了王所后，就被称作南峰山了。

    

在王所墓前，我们看到墓碑两侧石砖上，写着“宋遗臣”“元逸民”六字，为元初理学家黄超然所题。据文物部门鉴定，王所的墓，应是台州保存最为完好的元墓。

    

王所对于宁溪的贡献不可胜数，筑路通四乡，开街立市，都始于他的作为。不过，家乡人最感激的，还是王所办书院一事。南峰书院的建立，为这座山镇带来了文气，这也是宁溪第一所义塾。

    

王所去世百年后，书院浸废。直到明代建大宗祠时，王铃在祠堂西面重建南峰书院，并撰写碑记，表达对先贤的崇敬之情。

    

王铃重教育的程度，不亚于王所。他又在凤山创“凌霄书院”，在九都溪畔创“南渠书院”，在牌坊下创“天香堂”，这些都是供适龄儿童上学的场所。宁溪王氏之所以能出28位进士，与这些书院有莫大的关联。

    

宁溪之行的最后，我们去找寻书院的遗址。可惜，南峰书院已不见踪影；凌霄书院成了凤山寺；南渠书院改建为宁溪中心幼儿园，操场边有几块石墩，据说是当年留下的。所幸，天香堂还在，它摇身一变，成了黄岩图书馆宁溪分馆，藏书2.5万册。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本版文章参考《宁溪文史通讯》《宁川记忆》等书，宁溪镇文化站站长王建国对采写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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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世渊/文 孙金标/摄

编辑｜冯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