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穿开裆裤的朋友

                             发小——耳东

    家乡人说，那两个是穿开裆裤的朋友。就是说他们是幼儿朋友，情谊之根扎得很深，值得重情重义的人夸耀和羡慕。

    我有过一个穿开裆裤的朋友，大名不必说只讲他的小名叫“耳东”。

    我母亲家和耳东母亲家算得上川东小县城的大户，昔年讲究门当户对，两家世代都有交往。

    深浅不管，似乎彼此都给了对方面子。

    五十年代初期家道不可避免败落，而两家男人女人间的走动也还殷勤，好像生怕谁把谁忘了一样。

    母亲生了我，耳东娘生了他，不免相互祝贺相互炫耀。两个女人碰在一起就让我和耳东挨挨擦擦，一起哭哭笑笑，一起拉屎拉尿。我们理所当然是地道的开裆裤朋友。

    我是家中长子，母亲在一个商业机构做小职员，父亲则在一潭清水的中学堂兢兢业业求生，境况一派清贫。耳东却是他娘的幺儿，有当什么委员的老爹关照，还有一群如龙似凤的哥哥姐姐护卫，从小就比我多一些骄纵和自得。

    我和耳东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一路同班同学，真是情同手足形影不离。我到他家说吃饭就吃饭，他到我家说睡觉就睡觉。

    我的语文成绩比他好一点，他的数学功力略高我一筹，而体育活动我们是龙虎相争不分上下。

    只是音乐他强我几分，原因是他那几个爱唱唱跳跳的风骚姐姐不停地感染他，视他若掌上明珠的老娘又肯为他购置这样那样的乐器。

    我不是买不起那些价廉物美的乐器，比如竹笛啦，口琴啦，可我从小就不愿伸手向母亲要钱。她为接连来到人世间的妹妹弟弟的生计都犯愁呢。

    耳东心性好强，在班上和人争执从不相让，对我倒好多了，有时还像少年英雄似的护着我，尽管算起来我还比他大八天。

    有一回我们熬不过夏天酷热，在学校午睡时溜去东门河坝洗澡，回来被值周教师用刮皮肤的土方法测出违反校规，耳东挺胸昂头字字清晰地说：“老师，是我错了，硬拉亚铭去河坝的。”

    我虽畏惧老师的威严，可耳东的大胆和体谅又使我浑身宽慰。

    俗话说，牙齿和舌头那么好也要发生碰咬呢！再好的朋友也难免有纠葛和不快。

    我和耳东争争吵吵的事不少，可大的纠纷实在记不起几件来。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不知怎么校园里刮起一股学乐器风，民族乐器二胡又是最受宠爱的。我那慈祥温厚的父亲居然也“闻风而动”，说服妈妈主动为我买了一把三元多钱的木质蛇皮二胡。

    在吱吱呀呀的琴声里，我被父母的真诚爱心感动得热泪盈眶。

    耳东当然有二胡，而且是二十多元一把的蟒皮名牌。那年月，二十来元钱对贫苦小家子弟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我对耳东不是忌妒而是由衷高

兴。有个拉蟒皮二胡的朋友，说起话来也脸上有光啊。

    那天我是心血来潮，耳东在教室外的花坛里摆开老练优美的架势，练习聂耳先生的名曲《金蛇狂舞》。蟒皮二胡的悠扬之声把许多同学都打动了，几个女同学还趴在窗台上平心静气地欣赏。是琴声的诱惑，也是要显示一下我和耳东亲密无间的友情，我大步走到他面前，热忱地说：“耳东，我拉一下嘛！”他沉浸在一种自得之中，丝毫没有理我，继续拉他的琴。

    “耳东，我……”这时我内心有种受到好友轻慢的委屈，可我相信友情的力量，又执著地说，“我拉一下嘛。”其实我就只想拉一下。真的一下。这得意非凡的小子瞥我一眼，白俊的脸庞上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似乎在羞辱我：你小子也配拉这么贵重的二胡吗？

    热血一涌就上了头顶，我理智顿失，掏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就戳向那块花纹美丽的蟒皮。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几乎不知自己干了什么傻事。随着蟒皮清脆的破裂声，和女生们惊讶的怪叫，二胡乐声戛然而止。

    耳东顿时面若土色，将二胡朝地上一摔，窜跳起来就揪住我的胸襟，怒吼道：“屁巴虫！赔我！”

   “赔就赔！你才是屁巴虫！一把蟒皮二胡有啥了不起。”我也不示弱，揪着他的衣领不放。

    我们僵持了许久，任何人也劝解不开，彼此气汹汹恶狠狠地扭住对方，仿佛我们是多年势不两立的仇人。

    最后还是我父亲闻讯赶来，和颜悦色地问清缘由，答应赔偿耳东，他才气咻咻地松开手，跑回家去了。

    我做错了事又满腹委屈，只有站在父亲面前低头流泪。心里却在嘶叫：耳东！我并不想弄坏你的宝贝二胡！只是想拉一下，轻轻拉一下就足够了，可你这点要求都不满足我，还算朋友吗？你是个自私鬼！小气鬼！

    我真看不起你呀！

    对这场祸事最生气的是母亲，买二胡的钱等于她大半月工资啊！她虽然勉强答应父亲的要求不打我，一张脸却阴沉了好几天。直到耳东的妈妈把赔款硬送回来，又说了许多两家人旧交情的话，她的情绪才好转了。

    没多久我和耳东和好如初，他的新蟒皮二胡一买到就硬放在我这儿好几天，我心里不想碰它，却又不得不在朋友面前装装样子。

    可以说这次风波，把我对音乐那点微少的好感也卷去了，使我终身对优美的乐声敬而远之，几乎没有什么音乐细胞。

    每当心魂干枯的时候，就有点遗憾和伤感。

    和好后我曾想问他：耳东，我当时就只想拉一下二胡，你其实做做样子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可你为啥不干，还冷眼刺我？

    但我一直没问，长大成人之后也没问。

    这道淡淡的阴影，看来要顽固地相伴我一生了。这种固执，可以说毫无意义，有时想起来我也要对自己发出一声冷笑。我当然也不知道耳东怎么想的。他肯定比我超脱，若他为那少年时的小烦恼而长久内疚和不安，那就不是耳东了。

    ，两家人都大受冲击。我的父亲位列“臭老九”，整天夹着尾巴畏畏缩缩地做人。

    耳东一家本来危险性更大，属于漆黑的“黑五类”，可他家的气氛却轻松多了。

    开初，我少年的心不得其解，长大些才恍然：耳东那些漂漂亮亮风风流流的姐姐们，，自然有了红色保护伞。

    黑红相混变为紫，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革命浪潮中就滚得过去了。

    大革命的热潮使人易于成熟，这话倒有点道理。一次串联，，一次复课，我和耳东都成说话声粗臂膀有力欲望暗动的小伙子了。看着耳东，我常有些惊讶，他白面黑目体段修长真是一个英俊儿郎，而我受母亲遗传小学二年级起就架副眼镜，成了平庸的小书生模样。

    但和耳东一起，心头倒也没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

    大约又是情窦早开的姐姐们的传染，耳东十二三岁就有意引起女孩子们注意了。

    那时社会流行小裤脚、夹克衫和一种电吹风刻意做出的大披头，耳东当然走在潮流之先。他还别出心裁地用全黑灯芯绒做了衣裤，很神气地翻出白色衣领并足蹬白色网球鞋，那黑白分明的派头确实让人眼睛为之一爽一亮。

    那时，全城的大人们都在文斗武斗中如痴如狂，我们成了无所事事漂流街头的小游民，不在照相馆就是在篮球场混日子。

    耳东真有公子哥儿的翩翩派头，自然也惹出一点咸咸甜甜的风流韵事来。

    一天，他淡淡地告诉我，他和东街出名的俏妹子某某亲了嘴，把我都吓出一头冷汗。在恋爱上耳东是实干家，热情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风风雨雨也不惧怕。

    而我只是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追求一种精神慰藉，真对某个女孩动一点念头也会面红耳赤许久心绪难平。

    我暗暗羡慕耳东，又多少为他易热易冷的青春激情担心。

    他仍对我那么友好，说我们是永生永世的朋友，就对他最喜欢的女孩子也要以我们的友谊为条件。

    那份真诚，比山盟海誓还要感人。

    就在这情窦初开、心绪杂乱的季节，一场突然变故把我的家庭现状和朋友关系全打乱了，从此无法重新组合。

    由于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斗，都不惜以血的代价证明谁“革”谁“保”。小城成了战场，处处烽火狼烟。

    怕事的父亲为寻求某种几乎不存在的保护，竟一夜之间英勇起来，跟随学校一派师生员工跋涉几百里山路到邻县避祸去了。

    避祸偏偏招祸。

    为一点微薄家资滞留在县城的母亲和我们几兄妹，正在零星的枪声中为远在异乡异土的父亲担忧，突然接到父亲的电报：病重住院，速带钱来。

    父亲有肺结核的老毛病。他对自己的病很明白，从不大惊小怪，生怕给妻子儿女增加精神负担，有时病犯了就偷偷地吃药。这次拍电报来，肯定病情严重。

    母亲当时就急得面如灰土站立不稳。作为长子的我，虽只有十多岁，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妈妈，我带钱去看望爸爸。”

   “几百里山路，沿途又不安宁，你还这么小，好不放心啊！”母亲柔弱无力地说。

    一股悲壮的豪情使我长大了许多：“妈妈，我不怕，还有朋友跟我一起去呢！”

    母亲眼里闪出了希冀之光：“有朋友就好，你要挑个最好最关心你的朋友去啊。”

    我心里闪过几个好朋友的面影，感到一阵充实和温暖。父亲的不幸消息传出，果然来了一群少年朋友，个个义气肝胆，表示要与我共赴家难。我没有犹豫，对朋友们说：“大家的好意我领了，还是耳东跟我去吧。”

    这一选择无疑把耳东放在了我第一朋友的地位。现在想来，当时也只能如此选择。耳东也充满豪情，大有为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雄心壮志，那场景和情绪令我热泪盈眶。

    说走就走。我怀里揣了八十元钱，和耳东上了山道。为了病重的父亲，我们行走如飞，什么武斗抢劫都无所畏惧了。

   一路疾走昏行，双脚痛得麻木。耳东竟无怨言，使我暗下决心，将来无论如何也要回报这份情谊。

   三百多里山路，被四双脚两天丈量完毕。走入县医院时，我和耳东浑身都发僵发硬了，好在少年精血元气充足，身体易于复原，尤其看到高烧吐血不止的父亲和流泪守护在病床边的大妹，什么疲乏酸痛都灰飞烟灭了。

   父亲理智还相当清晰，在喘吐间歇，冷静对远道而来的长子分析自己的病情，说能闯过高烧咯血这一关就会平安无事，他倒对正要赶车取道万

州来探望他的母亲分外担心。他对耳东也很感激，说我有这样的好朋友真是难得。

    耳东也很自豪，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比我好多了，几百里山路走下来很快又神采奕奕。

    也许是一种天数，使我无法送父亲的终。当夜，我决心守在父亲床前，可为我们体质担忧的父亲坚决不肯，硬让我们离开医院去休息。其时，由于情绪冲动，父亲又喘咳不已。这时耳东流露了离去为好的意愿，我只好叮嘱大妹许多话，不情愿地跟耳东走了。

    耳东一出医院就很活跃，说要去看望随派系撤到这座县城的女同学某某。那女孩儿生得清秀可爱，受许多倜傥少年的垂青，耳东和她的关系亲近而又神秘，深浅程度我也不知道。

    我只当是一次普通见面，没有介意。自己实在想好好睡一觉，明天要为父亲治疗疾病而奔走。于是就让耳东一人去了，连问候那女孩的话也没说出口。

    一夜昏昏沉沉无法安睡，凌晨四点便得到父亲咯血阻喉、憋气而亡的噩耗。顿时天晕地旋，仍挣扎起来，赶去医院为父亲料理后事。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把那一连串的丧事料理过来的？如今想起来都后怕。而当时真是我挺身办理的一切：为父亲擦裹遗体，安慰哭得昏天黑地的母亲和妹妹，还要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几百里外的故乡故土。

    我真不知道那些细节是怎么经历的，仔细回忆也一片模糊。只清楚地记得我为亡父穿戴好，又用高价租来一辆人力车，准备重走漫长的山道，让亲人的尸骨还乡。

    临行方才恍然想起，安排丧事这两天，耳东的人影也没见。难道他一点不知我父亲病故的消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耽误了？

    我一点也不慌乱，坚信我这位穿开裆裤的朋友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朋友的忠诚。

    直到我把父亲遗体运到县城门外，我对耳东的最后信念还未消失，执著地等候他赶来。

    头顶上三月的太阳没一点暖意，它已升得老高。我频频探望县城的方向，空空荡荡，根本没有那熟悉的英俊影。

    耳东不会来了！在他好朋友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竟彻底消失了！

    这个闪念在我心头掠过，我仿佛听见一声清脆的金属般断裂的声响，耳东这人在我心魂和记忆中飞逝而去，没有了一丝踪影。

    迎我的是漫长险峻的山道。年仅十多岁的我，紧随一辆躺着亡父遗体的人力车，满怀悲伤踉跄而行……

    耳东在我心头死了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在我跟前，悔恨诚恳地说了许多话，可我一句也没听。后来，一位乡镇朋友结婚，为解开我们的怨，故

意安排我们抵足而眠，耳东借机又说了许多话。有一点我听清了，他说是被那个女孩迷住了，他们一起睡了觉，实在不愿那么快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想说，只“嗯嗯”几声就入睡了。第二天清早便起身回城，很快把耳东忘个干净。

    我明白交朋友要理解朋友的难处，大小事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可我怎么也无法原谅一个朋友在他的朋友父亲亡故的非常时刻的无情和背叛。如果这都可以原谅，那么这个人也不可交了。“朋友”的概念，有时就这么狭小，连一丝委曲求全的缝隙也没有！

    大约过了十年，我才和耳东重新见面，有过一次短暂而平心静气的交谈。当时我考入大学中文系做学生，耳东直接到教室来找我，。说他想遍了所有的朋友，只有我这笔头子熟的朋友，方能担当他们家庭的这一重任。

    见我时耳东已经工作和结婚，人有些浮胖和萎颓，当年的英气也荡然无存。从他不安的目光中，我觉察他担心我仍记前嫌拒绝他的请求。

   “好吧，我给你写，一定写好！”我一口答应了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亚铭！”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睛都潮红了，颤声道，“谢谢你！我们一家都谢谢你……”他还想说什么，喉头蠕动几下又强忍住了。

    耳东走后，我花了一周课余时间为他父亲写了一份上诉材料并替他寄到北京。后来耳东父亲平反昭雪，那份材料肯定起了作用。耳东为此写了

一封厚厚的信来，可我没有拆开，也没必要拆开，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关系需要延续了。

    和一个人的关系能如此了结，我也感到轻快和解脱。

    应该承认，耳东曾经是我的朋友。

    曾经，这两个冷酷的字，总结了我和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