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风采|我的老师周冠均

（2006年10月，，担任“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的评委）

退休后，周冠均老师的身份变得很奇怪。“非遗保护专家”、“剧评家”、“专职评委会主任”、“专职考评组长”……尽管很多是笑称，但是也说的恰如其分。因为他的确在做这样的工作。“中国艺术节评委”、“省戏剧节评委”、“省五个一工程评委”、“剧团专业考核组长”、“剧本研讨组长”、“职称评审委员”、“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非遗’专家委员会专家”、“院团培训客座专家”……。本来我以为叫周冠均“老师”的只是艺校的学生，没想到现在只要是圈子里的都叫他“周老师”。

（退休后，游历世界的周老师）

仔细想来，周老师有那么多身份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学识与经验被太多的需要，所以哪里都少不了他。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周老师一起开会，见面时我常常情不自禁的叫他一声“老周”。没曾想，这一声“老周”竟然会招来一片声讨和围攻。很多次我被人“厉声斥责”——“你怎么能叫你的老师‘老周’”？！ “不要以为你翅膀硬了就可以不顾师道尊严！”……

真是冤枉。但也活该，谁让我忘了周老师现在在浙江戏剧界的地位呢。

对于周老师，我们学生其实有很多称呼，“先生”、“周老师”、“老周”叫的都是周冠均老师。这些称呼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态下表达着不同的意思，但是绝对可以保证那都是我们发自肺腑的尊称，绝对不是大家认为的“大不敬”，不信？那我就说说这三个称谓。

一、 作为“先生”的周冠均

先生，是一种称谓。可以指年长有学问、有一定地位或者身份的人，当然更是指德高望重的老师。在我看来，叫老师与先生，是不一样的。能者皆可为师，而“先生”更蕴含着一种修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仰视的敬畏和追赶的内驱力。周老师的“先生”称谓就来自于我对他的敬仰。

很多认识我，也认识周老师的人，都说我跟他很像，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像。当然这个像，不是指的外貌，而是说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语言的组织及表达方式很像。当然对于这个像的称赞，我是极为自豪并得意的。从我1980年进艺校越剧班学习老生开始，周冠均老师就一直是我的专业主课老师，他教我唱腔、越剧语音、念白及剧目，到82年班里的男生都改行了，留下我跟另一个同学作为“种子”当做教师培养后，我们的课程基本是一对一的上，86年我毕业留校当老师，依然是周老师带着我，直至90年“出师”开始“单飞”。

从小，我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偶像”崇拜。

最帅的莫过于每天扛一把二胡，带着学生想到哪里上课就到哪里上课。所以那个时候的黄龙洞校园里，经常可以在桂花树边、大树下、操场上、大楼门厅内、有时候甚至在食堂里、小路旁看到先生坐在椅子上操着二胡，半仰着脑袋，抿着嘴巴，牙床随着并不流畅的旋律不停的拧动，似乎那拉动的弓弦是靠嘴巴动出来似的。围着他的是一群双手叉腰、牙牙学唱的学生。可以走出教室、闻着桂花、迎着路人好奇的眼神上课，怎么着都觉得特别的酷。所以，当老师后我也就传承先生的衣钵，一样扛着二胡，带着学生想到哪里上课就到哪里上课。以至于很多走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周冠均”。而事情的真相则是，上课教室不够，作为越剧科长的先生只能自学二胡，每天带着我们“流浪”。

自学，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先生的自学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生是1960年小学毕业考入浙江艺校越剧班的，当过演员，也在杭州钢铁厂当过工人，文化底子相对薄弱，所以当老师后他就没有停止过自学。学钢琴、学二胡，读夜大、进党校，提学历、读管理，从教师、科长、教导主任到教学副校长，自学随着岗位的变化不停的深入。当然，这些提升过程很长，所以我们的感受并不是那么的真切。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先生编的一本《越剧语音》教材，那高大的形象，突然就放出了光芒。那是一本蜡纸手刻的教材，大A3纸，泛黄的封面上刻着四个空心字“越剧语音”。里面的字迹清秀干净，一笔一划十分的严谨与工整，最难得的是里面的几十幅发音器官解剖图及声、韵母发音器官位置图，也都是用铁笔在蜡纸上画出来的，看得出编撰者的巧思与用心。对于习惯了“口传身授”的戏曲教学来说，这样科学严谨的戏曲语音教材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家。

那是先生在1970年代末赴嵊州，在进行大量的调研基础上编写整理出来的。能在那个年代就想到要规范越剧语音，这真的是非常难得，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远见的创举之事。事实证明，这本教材从蜡纸手刻本到铅印本；从单独的语音教材，到整合语音、韵脚与念白训练的一体化教材；从单一的教本到教与练结合；从只针对专业教学，到专业与业余自学兼顾、文字与影像结合的教材；在不断的修改、调整中，逐渐成为了越剧正音教学最权威的一本教材，不仅是本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嵊州等地培养越剧演员要使用它，福建、江苏的剧团或者学校培养越剧学生也基本用它，就连那些越迷为了唱准越剧，也纷纷购买这本教材，一时“洛阳纸贵”。

今天，在孔夫子旧书网，那本99页，没有正式出版的铅印内部教材已经卖到了200元一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本教材是出自一个从小学就进艺校学越剧的人之手。先生做到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他在我毕业之际的赠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1965年6月，在艺校毕业大戏越剧《南海长城》中，周冠均饰演赤卫伯一角）

二、 作为“周老师”的周冠均

一直到现在，我看到周老师还是有点怕。当然比我更怕周老师的学生大有人在。问题是，从我认识周老师到现在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他骂过谁，更不要说动个手了。所以这“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畏惧，而是一种来自内心最底层的敬畏。

（1975年夏，从杭州钢铁厂调回艺校，给孩子们上课）

周老师上课很严谨，很具有绅士风度，说话之前，总是先亮出他特别真诚的招牌笑容，但是又有着慑人的威严，像极了电影中的“教父”形象。平时，他很少跟你讲道理，总是琢磨一切可以治你毛病，又让你能深刻领悟的方式用于教学。其中的“再来一次”可以说是“周氏教学”的“绝世神技”。

记得初次感受着“神技”是我二年级排《二堂放子》的时候。记得那天，周老师依然带着我们在操场上课，轮到我走刘彦昌的出场。在他的二胡声中，我踩着节奏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到九龙口亮相时，二胡声突然停了，我抬眼看着周老师，只见他头也不抬地说“再来一次”。我以为节奏不对，于是又走了一遍。但是，依然在老地方，依然停了琴声，依然是那句“再来一次”。只不过再次说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你的，那眼神似乎直接能看到你的心底，让你浑身汗毛倒立。在同学与路人的注视下，你突然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最要命的是还不敢问。恍惚中，你不得不调动一切去回忆昨天上课周老师讲解出场的每一个细节与要求并在“再来一次”中不停的调整与修复。直到第六遍，九龙口的琴声没有停，而我则一辈子记住了那个让你不断反省并提示你以后要认真听、仔细练的“再来一次”。这个“周氏绝学”在我当老师后被我不断的“发扬光大”，实实为我建立师道的“威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作为老师，除了会看病，更重要的是要会开药方，而且是针对不同病症开的药方。

周老师特别擅长开药方，而且他开的药方往往别出心裁，专治学生各类的“疑难杂症”，看上去极为简单，但是治愈率极高。比如他让我贴着墙壁唱治好了我演老生形成的“驼背”毛病；让我们边走台步或者边做动作边唱，解决了我们气息的控制问题；他让用喊的方式唱高音的同学在唱高音的时候用力抬钢琴，让学生体会到了气息的向下支撑作用，注意力分散后高音也就不喊了；他用“砖头”录音机把我们的唱录下来，让我们自己听，自己找问题，让我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演唱……。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治我的“笑场”。

小的时候我们排戏，一开始要叫自己的同学“官人”、“娘子”、“母亲”、“爹爹”时总是忍不住要笑，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而我，这个笑场的毛病一直到二年级还没能改正。那天，也是排《二堂放子》，我演刘彦昌，同学汤勇演我的儿子。当戏排到刘彦昌发现儿子唱“急忙忙奔跑且为何”时，按照要求这一句必须要看着“儿子”的眼睛唱。那天，我们俩一对眼，我依然又笑了。因为我经常笑场，所以周老师似乎也“习惯”了，每次都是严肃地提醒我一下，然后我眼睛不再看同学，看着地上把唱腔唱完就接着往下排了。

但是这次，周老师停了下来。他对大家说：“我们先停一下，让沈勇先笑一会”。然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先笑一会，笑好了我们再开始”。于是，我就在那里笑。过了一会，我笑够了，提出要排戏时，周老师依然和气地跟我说“你再笑一会吧，嗯，再笑五分钟。好好笑哦，笑不到我打你旷课。”听到这话，我的笑变得很是怪异，由笑慢慢的变成了傻笑，变成了只有“哈哈哈”的声音，而嘴角正在逐渐地往下拉。五分钟在此刻变得极其的漫长……。“我真的笑不出来了”，我说。“那汤勇你就引他笑，如果你不能把沈勇引笑，我也打你旷课”。平常一对眼就笑的两个人，此时傻眼了。在汤勇绞尽脑汁、又装鬼脸又学狗叫的同时，我的眼泪慢慢地溢出了眼眶……。那天，我们都没有完成任务，周老师也第一次食言，没有打我们旷课。但是，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笑过场。

20年的教师生涯，也不知道周老师治愈了多少人。我只知道，在他去文化厅就任艺术处处长之时，他把满满的一箱东西郑重地交给了我。十几个剧本边上或铅笔或钢笔写满了教学要点、难点及解决办法，画满了每一个大动作的舞台调度；二十多本笔记本则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20年教学的体会；还有他自己用“砖头录音机”一句一句录下来给我们做范唱的几十盒磁带；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把酷酷的二胡……。之后，我接班当了老师。而现在，我的学生接过我的班也当了老师，关于“周氏绝学”的传承现在仍然在继续……。

三、作为“老周”的周冠均

过去老先生带徒弟之时非常讲究“耳濡目染”的作用。就是通过师父与徒弟吃住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师生间相互感应、默然相同的“场”，来进行信息的传达和心灵的契合，通过徒弟对师父非舞台表演的神情、气质的模仿，逐步形成自己的舞台气质和表演意识。这是“学徒制”的培养模式，这样的师徒关系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周老师跟我们是例外。

我们读书时，周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的班主任很尽责，每天的早课，晚课都要带班，于是，他的业余时间除了“自学”，几乎都与我们在一起。他的爱人陈天贶老师美丽贤惠，跟周老师一样非常爱自己的学生，经常在周末带我们回家“开小灶”。当然，那不是上课，而是真正的“小灶”——大盆红烧肉、或者红烧鱼块（那时这些是要凭票买的，很金贵），6月初青豆上市的时节，我们也总能在周老师家吃到最新鲜的青豆，我记得那是用脸盆装的，而且每次都要好几脸盆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那时的周老师家几乎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没有之一。

（幸福的一家子，也把幸福传递给学生们）

最难忘的是1981年春节，那时我们刚二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初一去塘栖演出，于是那年我们在学校过年。周老师在学校陪我们吃完“年夜饭”后，就把我们参加演出的十几个同学带到了自己位于曙光路家里。那天，陈老师带着两个小孩到自己娘家去吃年夜饭，不在家。40多平方的房间了，挤满了人。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有的只是我们不在家过年的新鲜与兴奋。很快地，这份激动就变成了“这个好吃”，“我要这个”……，那声音充斥整个房间，几乎听不清谁在说。但是有一个声音总是很清晰，“瓜子花生来了”、“甘蔗糖果来了”……，这个“了”字拖得特别长，像极了饭店里小二，那是周老师的声音。

事实上，那天他也就扮演了小二的角色，不停的给我“上吃的”。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时代物质真的不是很富裕，所有用的、吃的都必须凭票，而且这些票证都是按户按人限量供应。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棉花票、白糖票、肥皂票、碱面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在那个时期，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过年了，周老师家自然用足了所有的票，办好了整齐的年货，只等着亲朋来拜年，拿出来便可以招待。想不到的是，我们成为了那年的第一批“客人”，而且是一批不会装客气，又正处在发育阶段食量特别大的“客人”。整个场景如土匪扫荡，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我不知道最后周老师如何化解了那天我们的“扫荡”所带来的问题，我只知道，那年的年三十，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放纵的一晚。

在周老师身边生活了30多年，在心里早就把他当成了父亲。他的两个公子直到今天还叫我“哥哥”，而我也知道，周老师也早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我碰到需要有人拿主意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周老师。而“老周”，则是我叫“先生”觉得远，叫“周老师”觉得不够亲，叫“父亲”不合适之后，唯一表达亲情的称呼——因为那是他们家，只有家人间才能有的称呼。

左三：周冠均，左二：沈  勇

 作者： 沈勇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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