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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D端人口”混在北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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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月,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正是一个充满知识渴求和梦想的文艺女青年。对于自己将来的路,尚有许多疑惑和犹疑不决。那时我导师在北京读博,我决定去访学半年再做决定。说是访学,其实不过是在北大、北师大、北京电影学院去蹭课听,吃穿住行一切都得自己解决。感谢我的父亲资助了我一笔钱,也感谢那段日子,让我作为 D端人口”,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接触。

      首都居不易

在北京找住处并不容易。一开始我非常幸运,我在某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同学说,她同宿舍的一个女孩是北京本地人,几乎不住学校,所以她那里有一个空床,已经跟同学说好了,我可以去住在那里。我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但很快问题就来了。那所大学的宿舍管理在北京高校中出了名的严,不仅进大厅的时候有宿管,每一层都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用朝阳群众从长期的中训练出来的锐利目光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我和陈同学每次回宿舍时都有些提心吊胆,我总是用帽子遮住脸,有时则多上一层楼,再从侧边下来。所幸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被识别出来,可见我的反侦察能力还是不错的。

但那个大学还有一招,就是经常突击查宿舍。宿管阿姨会突然闯进宿舍,以检查卫生等为名,看是否有外来人口或异性留宿。有时,我同学就让我先躲到公共洗衣房去。有一次,同学去上课了,我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宿管突然到来,我赶紧躲到桌子背后,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响动。他们说笑着,说这个宿舍怎么门都没锁,得记下来,提醒她们注意安全。然后是杂沓的脚步声,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渐渐远了。五分钟之后,我才小心地从桌子背后爬出来。经过这次惊吓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

陈同学陪我去找住处。我们跑了很多地方,要么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要么条件实在太差。记得我们去看过地下室,进了一个狭窄的楼道后,一个人领着我们又往下走了两层——光线很暗,暖气管很热,热得令人窒息。然后是一个厚厚的塑料帘子,掀开后便看见一间间小屋子,很多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空气里凝滞着一种浓郁的说不出的味道。记得那样的屋子,当时一个月怎么也要四五百吧。

,是在高架桥旁边。那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的一间房东住,小的一间里面,放了两张上下床,已经住着三个考研的女孩。房东是个二十七八的女孩子,漂亮而精明,给我们历陈了住这里的种种好处。三个考研的女孩脸都板着脸,用沉默表达了她们强烈的排斥和敌意。

幸运的是,我在某大学附中教书的戴同学很快帮我找到了住处。那是某大学的一栋旧宿舍,承包出去之后,用来出租床位给D端入口。我住的是一间宿舍八个床位中仅剩的一张上铺,没有护栏,晚上睡觉得贴着墙,否则可能会掉下来。但宿舍的位置很好,就在大学外面,吃饭、学习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一个床位200块钱一个月。我终于安定了下来。

    出门靠朋友

住的问题解决后,大学同学W借了我一辆九成新的单车,方便我蹭课。感到特别幸运的是,走的时候那辆车还没丢。从我住的地方骑车到北师大二十多分钟,到北大四十分钟,到北京电影学院差不多半个小时。记得那时蹭过北大孙玉石、王岳川老师,北师大童庆炳老师,北京电影学院陈山老师的课。拿着地图在北京城里的奔波给了我一种充实感。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午没课的时候,躺在北大红楼前的草坪上,眯着眼睛,我感到一种昏沉的幸福。身边是匆匆的人群,来来往往,没有一个相熟的,与我也毫不相干,这使我感到特别的自由,没有身份的、没有考试压力的、边缘人的自由。

没有课的时候,就去国图待一天。人气总是很旺,暖气总是开得很足,而书总是很新、很全。那一学期,我在那里完成了两篇论文。

借我自行车的W同学,毕业那年一心想考北京的研究生,遗憾的是没能成功。她前后三赴北京,还有过在火车站行李被盗的惨痛经历,终于在北京某单位找到了一份工作。

帮我找到房子的戴同学那时也是一心向往北京。她也刚刚工作,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六个人一间,上下床。她有着旺盛的表达欲,我们在一起总是说不完的话。刚工作的收入不高,但她每周都会请我到学校宿舍吃一次小炒——一份青椒肉丝十来块钱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奢侈的了。很多年过去了,始终不能忘记她当年的这份情谊。

冬天的晚上,我俩去北大听讲座。记得是关于大岛渚的电影《官能的王国》的讲座,片子放到途中,一大半的学生退场,原因我不知道,猜测是为了抗议片子太多的裸露镜头吧。本科学电影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倒没什么感觉。回来的路上风很大,从公交车站走回学校还有一段路,我俩倒着走,以避开风头。因为太冷,我俩的鼻涕不时地流出来,样子其实很狼狈的。但我们还是大声地谈论着晚上的讲座,谈论着文学、艺术和梦想……风把我们的大部分话都吃掉了,但我们依然兴奋不已。这一幕就这样永远地镌刻在了记忆里。

在读研的陈同学有时也过来看我。但我们四个人都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总共也就两三次吧。难忘的是一起吃的羊肉火锅,新鲜、细嫩,入口即化,连芝麻酱都超好吃。

就收入、居住条件等各方面而言,我们那时都是D端入口。后来,W和戴同学都在北京安了家。联系很少,心里却常常想起她们来,想起那段单纯的日子。陈同学在北京呆了几年后,回了浙江家乡,朋友圈里看她生了一个孩子,又生了二胎,很幸福的样子。

  


  陌生的姐妹

宿舍女孩们的名字,一个都记不得了,但她们的形象却还都鲜明,且全都是我生活经验之外的。当然,那时我也完全没有什么生活经验。

那七个女孩,一个在考研,只是晚上回来睡觉,完全没有交流。其余的或者在小公司当文员,或者做保险,收入大概在八百到一千之间。

但这些女孩子都很有自己的追求。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学外语,上函授大学,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衣食住行的费用和不菲的学费。她们的努力的劲头让我惭愧,我原有睡懒觉的习惯,晚上熬夜看书或写作后,早上总要睡到八九点才起床。在北京的日子,每次七点多醒来,阳光已穿透窗玻璃,撒满屋子,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这让我总有种莫名的恐慌和愧疚,觉得虚度了时光。于是赶紧爬起来去听课,没课的日子就去国图看书。

L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自内蒙。她男朋友在部队当兵,她跟着男朋友的姐姐在北京做保险。她的样子很天真,总是笑吟吟的。有时和她男朋友煲电话,她总是边接电话边做走来走去,脸上充满了幸福。但她也有苦恼的时候,她说不喜欢做保险,很难做,还经常被男朋友的姐姐指责。她不懂为什么男朋友的姐姐就能做得好,一个月有六七千的收入。后来,别的舍友告诉我,她男朋友姐姐的业务其实是全靠睡出来的。我亦将信将疑。见过那个女孩两次,不漂亮,但有种爽利的姿态,说话很大声,很bossy的那种。

宿舍里的人似乎都很尊重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孩,都叫她Z姐。Z姐也来自内蒙,好像没什么正经事做,每天都用一个小电磁炉在宿舍煲中药,屋子里总是弥漫着苦甜苦甜的中药味。Z姐人长得粗糙,却有一双柔软无骨的小手,让人忍不住想一直握着。她对人很好,的确有种大姐的宽厚。

有时周末和宿舍的女孩去逛王府井。鼎沸的人声,琳琅的商品,不买什么,光看着也是开心的。大冬天的,在商场里会看见穿了夏天的裙子和高跟凉鞋的漂亮女人,那时会想:难道她们不怕冷吗?圣诞的夜晚,Z姐带我们去一个工厂的娱乐室唱歌,记忆中似乎还有一些工友,异乡客们在这免费的娱乐室共同制造了一点节日的氛围。凌晨时分,我们手拉手走在零下十六度的北京夜空下,似乎也没那么冷了。

宿舍里也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个小A,嘴比较碎。据她说,前男友曾经吃她的,住她的,后来却把她抛弃了。她说,被一个南方女孩抢走了。这个故事她已经讲了很多次,所以她很恨南方女孩,对我也有种敌意。有一天熄灯之后,她大声地来了一句:“南方女孩就是贱!”我终于忍不住,走过去质问她:“你说谁呢?咋这屋子里就我一个南方女孩,你给我说清楚!”两个人竟打了起来。我并没有打赢,但气势上并没有输,从此后她也再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到最后分别时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包括小A。十五年过去了,不知她们是离开了北京,还是在那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抑或作为D端入口被赶了出来?都无法知道了。祝福她们。

    凛冽的冬天

那时还给了我一个更深刻的感觉:冷。走到户外,真是彻骨的冷。

狂风骤起的初冬,一夜之间树叶全掉光了,很多叶子还是绿色的。风卷起落叶,铺天盖地的落叶旋转着,和水泥地碰撞的时候,发出尖锐的金属的声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落叶。环卫工人们在扫着落叶,他们将叶子装进一个个大口袋里,不知道用来温暖谁的冬天。

我在大风中走向公交站,刚洗过的头发很快结了冰凌。风穿透了我的裤子,让我感觉像是什么都没穿似的。公交站有两个人在拉二胡,竟是那首《常回家看看》。凄厉的风声里,同样凄厉的二胡声和略带沙哑的歌声,像一把锐利的锯子,来回地锯着我的神经,我的心。这时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我想都没想它要开向何方,便快步跳上了车,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突然开始强烈地想家,想念温暖的南方。

一场大雪终于来临。满天满地的白色,使得一切都变得温柔纯洁了。我兴奋地在雪地里奔跑、尖叫。但渐渐就开始厌倦。一个大雪天的早上,我去国图看书。旁边的天桥上,雪堆里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孩子睡着了,妇女也一动不动。我猛地打了个寒战,走过去后又转回来,往他们的碗里放了一块钱。怎样寒冷的冬天。

如今,在温暖的、阳光灿烂的南方,看到一个个关于北京的消息:几天之内被清除出去的300多万人,那些在寒风中无家可归的人们,丢失了玩具的孩子们……突然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我比他们幸运些吗?我不知道。在生活里挣扎了多年,仍是一无所有的异乡人,突然不寒而栗,不知道下一次被驱赶的是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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