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歌曲联盟

一次充满文化自信的音乐“对话”丨记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

国音艺术2018-07-06 13:23:22



        8月12日,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在坚执艺术家社会责任,坚守高雅艺术阵地,坚持严肃音乐引导,坚定艺术探索方向的“周周演”音乐会上,成功地推出了新创作的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这部原创作品毫不示弱并具有象征意义地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为主导,统领全曲,又分别由二胡与大提琴、二胡与中提琴和二胡与小提琴的竞奏构成《对话》的三个乐章,力图用音乐这种世界性语言讲述一个伟大中国崛起的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作为一部主题鲜明、主旨明确的标题音乐作品,无论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潜在的精神情感追求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方面。
         一、这部带有明确文化主旨和价值导向的音乐作品,开宗明义地要求音乐的接受主体遵循音乐主题的指向,激活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主动挪身于“对话”的情境中,跟随音乐的流动去感受和体悟世界格局中,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正因为如此,在这部音乐作品的叙述中、在中国二胡与西方的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对话中,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音乐作品中蕴涵着极其饱满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这种精神力量有一种恒定的、超常的情感冲击力,直击接受大众的内心和灵魂,让听者沉浸在其中不断地被感动,并常常为之激动不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的“文化自信”。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把文化自信与以前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将三个自信重新扩展为四个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还强调:“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精神状态,它是一个民族能够在文化上有新创造的精神底气。文化自信既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并推进当下的文化创新创造。正因为《对话》的创作者们有了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才坚定和增强了他们对民族音乐创作和民族音乐创新的自觉意识和执着追求。
        
        媒体报到提到《对话》的作曲家郑冰,这是他的第六部二胡协奏曲,也是他酝酿多年的作品。郑冰自己说:“在我心里就一直与几个或更多的人或物在进行音乐语言的对话,可是总也不成熟而难以落笔。”作曲家郑冰是国家一级作曲、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创作了大量与民族音乐文化相关的作品,如创作了舞剧音乐《二泉映月》、《极地回声》、《成吉思汗》、《梦幻漓江》、《追寻契丹》、《白蛇传》;器乐曲创作上,郑冰是目前中国创作二胡协奏曲最多的作曲家之一,其中不少作品获得过国际和全国大奖;有媒体称郑冰创作了数百余部大型民族器乐协奏曲、交响诗、交响舞剧音乐等多元化作品,是一位将中国传统音乐现代化的实践家。因此,郑冰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提到的“总不成熟、难以落笔”八个字,并不是创作者的创作功力不足,而是表明了创作者对于创作高度、艺术高峰的努力追求和创作者艺术创作境界的高远;“总不成熟、难以落笔”八个字,是创作者不断地向着民族音乐创作高峰的努力攀爬过程中的力量积蓄的心理准备。
        这部作品能够成功,除了离不开作曲家郑冰先生倾情鼎力相助外,也离不开重庆歌剧院院长刘光宇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音乐、民族器乐创作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他先后创作了二胡协奏曲《《流》、独奏曲《蚂蚁》《黄杨扁担》,同时,他的每一次的新创作都是对自己前一次创作的超越和突破,都会带给他的听众和观众全新的欣赏感受和别致的艺术趣味。不久以前,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同样在自己的音乐厅“周周演”音乐会上,独具匠心地改编演奏了器乐曲《赛马遇见查尔达斯》。该作品同样毫不示弱地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为主导,让人意想不到地、巧妙地将20世纪50年代由二胡名家黄海怀先生创作、传播广泛的中国民族器乐二胡曲《赛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作曲家蒙蒂创作、并在世界各国同样广为流传的小提琴曲《查尔达斯》拼贴叠加在一起。这本是两个不同类型、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文化形态,但改编者却大胆机趣和具有实验精神地,让中国蒙古族节日赛马的热烈、奔放、粗犷、炽热、欢腾场面和具有鲜明匈牙利吉普赛舞蹈的快速、活泼、欢快、奔放氛围相结合,主动地把中国的情感、情绪融入到世界的音乐语境中去,让两个不同属性的音乐文化形态在碰撞对比中产发更加丰富多彩音响色彩,让带有明显过去原素的两种音乐在实验性的组合中,形成一个全新的具有当代意义的音乐作品。从剧场听众的热烈情绪反馈中,可以看到这种音乐叠加形式的成功,也能感受到在与西洋乐器的叠加中,中国传统乐器二胡演奏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扩展和丰富。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重庆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对于器乐曲《赛马遇见查尔达斯》改编演奏的成功并非浅尝辄止,这种实验性的改编演出更象是在投石问路,而且,很快便有了新的结果,有了更大胆的尝试。代表华夏传统文化的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与代表世界文化的西洋弦乐器的“对话”,不再是两种不同音乐文化属性的简单拼贴叠加。这部由光宇院长经过大胆思考和构想、提议创作,并亲自担任演奏的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器乐曲创作的发展和与时代接轨,以及中国民族器乐曲创作的当代性,都具有独到的思考和极强的探索意义。

        

       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的作曲家郑冰先生,演奏家刘光宇先生,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两人都满怀着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敬意和虔诚态度,都充满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自信。他们在这部作品中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铨铎是统一的,音乐的一度创作和二度表现的结合是完美的。这样的音乐是迸发于创作者的内心感悟,是情动于衷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所以,广大听众在欣赏这部原创音乐的过程中,能够触发内心的审美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能感受到这部的音乐的动人之处、动情之处。

        二、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把音乐视为与社会人生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文化现象,认为音乐与自然、人、社会相通相契,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文化存在,音乐的意义不仅在于审美,它还承担着教化民风、考察民情、印证政治得失、协调社会伦理秩序的作用。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印正了中国音乐文化所具有的的本质特征、审美特性和社会功能。
        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作为一部原创的标题音乐,作品的标题事先明确了音乐“对话”的主题,《对话》的音乐展开分别由二胡与大提琴、二胡与中提琴和二胡与小提琴的重奏构成,并通过中西方不同乐器的对比,以流动的音乐声响语汇,帮助人们去感悟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时代格局与状态。这部构成对话的音乐形式是很有突被,很有创意,也是很有趣的。
      一是作品“对话”的主题可以准确地引导听众针对音乐给定的主题去开展对作品的欣赏、想象和思考。但是,音乐作品引人思考的不是理论概念,而是诉诸于欣赏者的情感和内心感悟。当舞台上的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在展开音乐的“对话”时,听众也被带入到音乐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听众会不自觉地成为了音乐对话中的成员,他们会被作品展示中所产生的巨大的情感洪流裹挟下,主动参与到音乐的情感对话中去。
        二是这部作品突破了我们已经听熟了的古典乐派由一件乐器与乐队竞奏的协奏曲结构。而采用了一件乐器与其它不同的三件器乐在三个不同的乐章中分别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形式。另外,在作曲技法的运用上,也突破了常见的单一的音乐模式,我们在第一乐章听到的是比较中国化的音乐形象,在第二乐章中听到的交响化的音乐形象,在第三乐章听到了更多采用现代作曲手段表现出来的音乐形象。这三种不同的作曲技法好象很难统一在一部作品中,但我们的创作者却很巧妙地采用了“对话”主题,为了服务于主题的表现,而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模式和技法,使这个不太可能的变成了可能,从而也成为了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这也是很有意思、很有创新、有突破的地方。
        三是这部作品是由一件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二胡分别与三件极有表现力的西洋弦乐器搭配,无论在音乐表现的文化意义上,或是音乐表现的色彩功能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而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形成别具一格的音乐色彩对比。
        四是作为主奏乐器的二胡,突破了中国传统音乐表现形式的线形结构,我们过去听到的二胡协奏曲,极象是一个大型的独奏曲加上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伴奏,音乐的交响性和协奏曲一件乐器与大乐队的竞奏却不足。而这部作品中的主奏乐器二胡却很好地参与到了与其他另一件乐器和与大乐队的对话竞奏结构中,二胡既充分展示了自己独特音乐色彩,同时又是乐队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作曲家在注意了二胡与乐队的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又在每一个乐章中注意了充分发挥二胡长于抒情功能特征,充分利用二胡的特殊音色,与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的对比性交替出现,从而突出了二胡表现力和作为协奏曲主角的地位。
       
        提点参考建议:1、作品的布局结构整体性还有待加强。全曲开始部分缺乏音乐统摄力,音乐情绪的准备不够,第一乐意进入时显得有些匆忙。全曲结束部是多个节拍器的摇杆摆动发出的“滴哒”声,由于节拍器摇杆摆动的节奏不易统一,致使音乐结束部显得比较零碎和杂乱。2、作品的音乐主题动机和曲式结构中的主调还应更加明显和突出。音乐作品中加入了较多大家熟悉的旋律音调,但作品自身的主题音乐动机却不够明显和突出。音乐陈述、扩展和调性变化过程中,还应强调和加强全曲稳定性的主调,以免造成乐曲的主题音调模糊不清。


文/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