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的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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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笛声，随我从城市下到农村，从南大门院下到无艮的田野，它饱满了、圆润了，却夭折在乡间，再没有随我回到城市。

        我从小学开始吹笛子，跟同学学的，只是我后来吹得好，在学校出了名，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吹，那是泰山庙小学的高台阶办公室，办公室底下是个大窨子，也许这个窨子有助于音响的共鸣，那天吹得音色脆亮，比平常还要出彩，记得吹《一条大河》，全校的老师们都在，他们交换着感叹的眼光，议论一番。

        下乡插队了，生活的单调与青春期的渴求反差太大，单纯的吹几首曲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是我拜师学艺，回城后，到寇家巷一所深院子里找到了马冠，这是二中的校友，全校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尤其男生。他的乒乓球打得攻势凌厉，拿过全校亚军，也因为他的笛子吹得高冗宏亮，花样翻新，上过市文娱晚会。马冠成为我目前求教的不二人选。他住南房，庭院深深，房间宽敝，分里外间，似乎与我熟悉的市民住宅不大相同。屋里东西摆置齐整，却比平常人家的丰富繁多，尤其还立了几件农具。原来他家是效区农民，他没升学，在家务农。我有几分忿忿，一身才艺，竟连个工作也找不到。

        可能我是马冠的第一个弟子，他没摆谱，与在校期间教同学一样，平易，简单，还有点局促，沙沙的嗓声说几句，浅浅一笑然后示范给我。我学着掌握高低音的音色童准，变调，简音的处理，半音的控制。学过几次后，自己埋头去练。又到书店买了活页独奏曲谱，开始学独奏曲。我到太原卖菜时，常到桥头街乐器门市部瞅摸，见到好笛子，见到不同音色的笛子，就买回来。于是，梆笛曲笛长的短的配了一套，常用的G、 F、 A、B调等都有，以常见的桔红色为主，还有黄色、黑色等，于是动手根据所备笛子的长度做了一只类形梯形的五角笛子盒，边框漆成天蓝色，面板为白色，清清爽爽，又找来苇子杆，破开，剥出苇膜，当笛膜，找了大蒜，做粘合物。

        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这样说，其实，器有时候也成为事，它们成为我在农村生活的好朋友，我委屈、郁闷、蛮荒、忧伤、愤怒等等情绪，给它倾诉，或者让它抚慰我，情不由己，我对它有了依赖，有了习惯，一天不见也不行，于是要让它美、让它健康，让它如意，不单纯是为了吹得好听，还出于一种类似喜欢与爱惜的本能。

        这时候，我吹笛子，不仅从曲子，从技法上而且从笛子的配套装备上也与农村青年路数不同。一听一看，就知道是知青味。

        秋天，打场时，我在场边草垛上吹；冬天晒粮食时，我在库房顶上吹；夏夜浇地时，我在田野里吹，改过水口，就可以漾漾洒洒地吹一曲。水声哗哗，应和和声。一直到后半夜不瞌睡。

68年，知青点上两个非常走近的朋友当兵到了北京南口，知青们钻猫盗狗地想当兵走，谁都清楚，穿上军装，就意味着离开了农村，从此，不再是农民。大家心照不宣，这俩朋友成功了，他们撇下我走了，能走一个少一个，没什么说的，但对滞留下来的我，却意味着更少了朋友，他们熟悉我的痛苦、忧烦，也了解我的长处短处，没有了他们的日子，我更觉孤独，无助。我常常以笔代话，寄信交流，我给他们写信时还特别提到了我的笛子——

        北风狂吠的严冬，我们刚搬进新排房，潮乎乎的湿气结成了冰霜，窗户紧闭着，可是四面没靠，寒风肆无忌惮地吹透了单砖墙。我们使劲拨拨那奄奄一息的炉子，它无动于衷，它已经没有丝毫活力，抵挡不了一阵硬似一阵的寒流。

        没躲没闪，我索性拿起心爱的笛子，把笛膜贴在脸上暖热，吹起来，你附和着唱：山上是这样的荒凉，草儿是这样枯黄，羊儿再没了食粮，牧人的鞭儿举起了抽在我身上……

        农村就有这般好处，想唱什么唱什么，天王老子也管不到。

        写着信，笛声还在信纸上缭绕。我深信，南口的山儿也能听得到。

        我笛声的城市味儿，还让一个叫五儿的人注意到了。他是本村自乐班撑杆的，导演暨主奏，他虽然家住村里，却在城里上班，吃商品粮。业余戏班搭起来，先排《沙家浜》，这时，村里人的口味悄悄变化着，年轻人喜看歌舞，五儿在城里上班，也感受到戏班需要歌舞跟形势提神吸引年轻人，于是他极力请我参加戏班，排演歌舞。我去了，一杆笛子响彻戏台上下，赋予了自乐班新鲜气韵，他们叫“洋气”。有些年轻人也乐意唱歌，这下逮着机会了。除了排戏，她们就与我一起玩，跟着笛子学歌、唱歌。似乎我把自乐班带进城了。

        正式演出时，村里的五元子的坐五龙口头把椅子，开戏前对我说，毛守仁，你的梅笛跟上我的葫芦子，稍上些些就行，不用太多。

        我说，我不吹笛子，我拉二胡跟上你的葫芦子走。

把笛子叫梅笛，他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我姥爷。

        姥爷病倒在床上，我与他睡在西房，捎带伺候。他能起床后，听到我吹笛子，说，把你的梅给我，我吹一下。虽然姥爷有点气短气虚，声音偏弱，但他吹的曲子与我过去吹过的歌都不相同，没有歌词，只有一种舒展，轻快，平静的情绪，他说，这叫《小开门》，是山西梆子使用的过场。过去只知道姥爷踢拳弄棒，国术上很厉害。这才知道，他也会吹笛子，小开门的过场与这个梅的叫法紧紧联系着，存放在记忆中。我认了梅笛这个说法，甚至把李清照的“吹梅笛怨、染柳烟浓”也当成梅笛的历史记录。后来，才听说，我的几个姥爷舅舅都是九龙口上的把式，冬天闹自乐班，没有他们开不了戏。

        这是我对晋剧的一次涉猎，知青虽然下了乡，但对山西梆子感兴趣的不多。我为了跟上剧团的演出，还专门到苏家庄找三舅借过一本老版本的《晋剧音乐》，才知道所谓过场正式名称叫曲牌，我也学了一些曲牌。我对里边的《苦相思》，情有独钟。

四五十年后，我才懂得了这本书的价值。我访问古琴大师李庆中的过程中，才知道《晋剧音乐》的作者郭少仙，也是位古琴家，这让我对晋剧音乐肃然起敬。原来它着实了得。我说么，当七十年代我进城后，认真看几个晋剧，越看越有味。确确实实它不只是农村戏，艺术突破了城乡界线。看下去，竟然还发现戏曲的现代艺术感，不比西方差。我老妈姐妹们都是戏迷，喜爱梆子戏，不单因为戏台上有熟人，不光是因为看戏是从村里带进城来的习惯，而确是出于爱戏懂戏。

        次年九月，大队通知，县里要我和五元子带上自己的乐器，去张庆参加乐队集训。

        五元子在左近文场大鼎鼎，我去相约。他不想去，他说，既然我不去，你也没必要去了。

        我不以为然，我要去，听说县里的各路名家云集，我得见识一下更大的圈子。

把自制的笛子盒往自行车后一捆，出发了。到张庆几十里地，还淋了雨，浑身水湿。进屋一看，有十几个人围着一位长胡子老汉已经玩上了。我一边擦脸，一边小声打听各路把式的名号。

        他们先要听听我的笛子，我吹了一段独奏曲，平常在农村玩，耍得是气韵饱满，这一点，与民间把式容易认同，果然，他们不再以为我非族类。

        等到一排演，才知道曲调再简单不过。不用排不必练，拉出来就上得场。大家倒是逮住这次聚会，尽情尽兴地耍，自在发挥。那几天，常常下雨，大家在屋里较上了劲，暗中摆开擂台。

        大胡子老者叫郝老虎，带了八个徒弟前来。他六十有八，满嘴没牙，可是功把好，底气足，不管锁呐还是管子，往嘴里一含，高低急缓随心所欲，不带一点杂音。地道的民间响器，纯纯净净。好久没人吹这种土乐器了，撒开欢儿后，嘹亮得只有西北高原能驰骋得开，高亢中隐隐透出一种凄情，除了信天游，没得可与他相匹配的。可惜，它太霸道，小地方容不下。

        响器传出，有些好闹票儿的干部，把马锣抬来，板鼓架起，铙钹、铰子也举起，“味儿散”“霸王鞭”一曲接一曲，闹开票儿。这时，就不光是农民，连工人，干部、学生，也来了。

        拖位机厂的喜园子，拉得好葫芦子。武场打过，开了文场，郝老虎兴致起，吹唱起来。徒弟们也跟着上，喇叭，锁呐，腔儿小，曲儿大，旧戏文不能唱，全仗它来说话。不过，闹票儿的人，嗓子痒痒，光听响器吹唱忍不住，有个唱二黑的，一认口，来了句“旧”的，公社主任出马拦住，“旧的不行。”于是，干脆不带词儿，光“依依呀呀”地走腔。比着比着，有了要看人足大足小的用心。什么“三花”“五花”“走马”等腔，该落红的，唱家故意落个黑，也有该收到“2”上，他却偏收到“6”上。最难缠的就是喜园，他肚里腔儿多，放下葫芦摇头晃脑地唱起来，拉葫芦的不断有人磕绊。最后，杨盘“二圪蛋”被推举了来打擂，三十来岁的个后生，瘦伶伶的，捏起葫芦子，眼珠滴溜溜跟着旋律转甚是机灵。不管唱家如何走小道，他都能摸得清来龙去脉，过门接应得滴水不漏。一院子把式听得直点头。

        领教了这些民间把式的能耐与心机，完全超脱了身份，这儿只有技艺与能耐。

        院里有个太谷师范毕业的老师，正当盛年，拉板胡，走是学院派，他也吹一曲笛子独奏，不管双吐，三吐等等技巧娴熟，但这些把式们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我的那路子，音色浑厚、明亮，我知道，自己在野地里吹出的这口气满满的，长长的，但上不了大雅之堂，像凤姐说的，“只能与他们厮混。”进不了歌舞团。

        那天出去游行，每人还发一条白羊肚手巾，规定样式，罩在头上，因为这条毛巾上头，心里别扭，我几乎就不想去了。现在村里有几个箍手巾的？当头的形式化惯了，农民就得箍条白毛巾，不管你是总理，还是知青，男的女的，手巾上头，表明农民身分。直到现在，我们老乡阿宝上星光大道，还要弄条白毛巾上头，恶心死了，不是假洋鬼子，而是假土老帽，同样不入作（料），或者唱假民歌？也算假到一起？

        网上贴吧里有一问题，皇帝登朝，拉什么曲牌？回答得绝妙：东方红，这还用问么？

        那天的国庆游行，那曲小合奏，把式们一个个玩儿似的，悠了个悠。锁呐把式忍不住单调，把民间地下传流的“灯影儿”加在革命歌曲的尾巴上，还花稍了一回。我说，好。要不，白箍这块羊肚子手巾？

        我带了去向全市人民亮农民身份的是那杆最常吹的笛子，G 调，中音，有尺半长，黑紫红色，被我把玩成了桔红色，油浸过，显出一种润泽色调，音孔更是无遍数的按摁抹擦，朦胧地显出一围自然而然的摸晕，喝多酒的眉眼。膜孔上糊着我精心贴好的苇膜，薄如蝉翼的膜被揉出细若微风吹皱的波纹，不松不紧横在上面。它最贴心，能把笛子的清爽明亮都勾引出来。我为它写过一篇《心爱的，我的笛子》。

        也许是北方的春天太过干燥，也许是我住在小队库房的房间里堆着棉花，即使冬天也不能用火的原故，反正我最心爱的笛子，从头到尾绽开一条裂，摸去能把手划破，那道难以痊愈的伤口，致它以非命。

        别了，我的笛子。

        我含着泪写了篇祭文，下笔如泣如诉。借笛子的名堂，着实痛诉一番不能返城的酸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