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北大星光璀璨的老师群

《说文解字》云：“世，三十年为一世。”自年少负笈北上，迄今倏已一世。犹记入校第二年，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园的狂欢，恍如昨日。而今，一百二十周年校庆忽焉已至。真叫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梁实秋先生尝说，在学校里，如果能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老师，那是最幸运的事。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及今思之，有那么多我深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分。二十余年如一梦，许多关乎校园的人和事的记忆，已经形影模糊甚或淡而化去了，唯有在课堂上遇见的各具风采的师长，弥久而愈益清晰，至今难以忘怀。限于篇幅，不能尽述，只举几位，以一窥那代北大师者的风范，以与诸君共赏。

袁行霈

“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其中，对袁行霈先生记忆犹深。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洒，颇有几分魏晋风度。常言道“相由心生，”诚哉斯言！屈指算来，他前后给我们上了八堂课，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和《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词，袁先生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汲甘霖。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繁体行草，颇具遒劲秀逸之致，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课罢，同学面对一幅精妙的书法作品，常舍不得拭去。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平添一份视觉享受，正所谓“耳濡目染”。既可享耳福，复能饱眼福，不亦快哉！最后一堂课，他讲完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以我的私见，此联足见先生通透、澄明之心境，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们的某种期许。三十年于兹矣，我犹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王瑶

孙玉石老师的“文学作品赏析”上到中途，他突然接获通知要去日本讲学，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为上了两堂课。在一瞻老先生风采之前，我们对这位朱自清先生的及门高足、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开山宗师神往久矣。只是当时老先生年事已高，极少给本科生上课，故只闻其名而未曾一见，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许是亲炙大师的兴奋，那天大家早早就端坐在教室。我正巧临窗而坐，远远望见一长者骑自行车翩然而来，在一教门口翻身下车。几分钟之后，同学们便看见老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约略扫视了一眼，表情极为清淡，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立刻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形象，没带讲义，也极少板书，想到什么便讲什么，如天马行空般一空依傍。当时老先生身体尚十分硬朗，谈论风生，气色很好，站着上完了两堂课。孰料两年后忽然传来他遽归道山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黄子平

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黄子平老师以文学批评见称。他那时候正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有“燕园三剑客”之称。在三教第一次见到他，暗自惊讶于他的相貌酷肖相声演员马季，连笑起来一脸和善的神态都一模一样。他每次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大堆参考书从双肩包里掏出来，在讲台上一一摊开。不消说，都是当代文学必读的经典之作，大抵小说居多，同学们见了欣羡不已。他讲课沉稳，却也不失机智、幽默。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等，话虽浅白，意蕴深远，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有趣。确实，单是这种回味，亦不失为一种珍贵的享受。他的考试方式也独出心裁。学期终了，循例要举行期末考试，他出了一个大题目，叫大家把学习当代文学史的心得写下来。同学们都很兴奋，故而答得格外认真、投入，甚至两小时仍觉不够用。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注重独立见解甚于考试成绩。曾几何时，在大二那个无比漫长的暑假之后，获悉他远走美国，心中怅然若有所失。

曹文轩

要论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老师堪称一时无两。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要命，皮鞋亮得可以鉴人。往讲台上一站，自有玉树临风之致。我曾旁听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了本系同学之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用说了，一定是女生居多。确实，风雅的谈吐、俊朗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令众多女生为之倾倒、尖叫，也就不足为奇。他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生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不然。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令人大为讶异的是，前三排几乎是清一色的女生。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至将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抽象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其中不想下课。

王岳川

王岳川老师专攻文艺理论，古代现代中土外国涉猎广博，对后现代主义研究尤深。因为美学热流风余韵所及，我一度偏好文艺理论，不过当时可供修读的课程殊不多见。我在大三下学期选过他的“现代西方哲学诗学”。翌年秋天，大四下学期又选修了他的“文艺美学”。他是一位既热心又亲切的老师，脸上永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温文尔雅，诚如古人所言，“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上课十分投入，最为引人入胜，教室里常常满座。同学们听得兴致盎然，绝不会走神或交头接耳。他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的中文系，大四下学期开学后，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请一位老师指导。大约是在寒假过后开春的时候，他邀约几位同学到北太平庄的寓所餐叙，顺带讨论论文。他亲手做了一大桌菜肴，盛情可感。我们欣然就席，大快朵颐。餐毕，趁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围成一圈，天南地北相谈甚欢。那天，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拉二胡、弹钢琴、都很擅长，还写得一手好字。

陈平原

陈平原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嫡传弟子，举手投足间颇有些民国范儿。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写作，尤擅北大掌故，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给我们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小说类型研究”。他讲课随性而温存，疾徐有致，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几许清雅、闲适的士大夫情趣。他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诸位”，隔三差五便冒出来，听来很有人情味，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的书院。照我看来，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宛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刚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同乡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余生也晚，进北大时，1980年代将近尾声，那确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当时的北大宽松、自由，而我躬逢其盛，当然是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多年以后我才明白。

钱理群

那时候在学生中最叫座的非钱理群老师莫属，其受欢迎的程度比之超女、跑男也不遑多让。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憾事，钱老师在中文系任教，我们这届同学却没有机会选修他的课程。我初见钱老师，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地点在二教。大阶梯教室果然人满为患，无论讲台之下、台阶之上，门口、走廊，甚至窗台上，满坑满谷都是坐着、站着的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左冲右突，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当时他才五十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灯芯绒夹克，领口和袖口都已磨得发亮，满是皱痕，似乎几个学期不曾熨过，淳朴得如同一位老校工。说实在的，对他的第一印象，与其青年导师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完全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一俟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那的确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恣肆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超乎技矣。时值严冬，窗外天寒气肃，他却不时掏出手帕揩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揩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略带歉意。台下的同学被彻底征服了，全场敛容息气，肃然无声，连他揩汗的动作都显得意味深长。我至今仍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孩童似的表情。

李泽厚

在思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声名远播的启蒙导师。一部《美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人人耳熟能详。连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郑重其事地摆放这两本书，以示自己热爱美学和文学。我曾经听过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刘再复先生的“文学的主体性”。倘若没有记错，李先生的讲座是在二教，照例挤得水泄不通。举目四望，尽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他穿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松散乱，总有那么几绺桀傲不驯地披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惮其烦地捋上去，复又垂下，如此周而复始。他甫一上台，还没有来得及落座，便抢先拿起话筒，劈头一句话即开宗明义：本人今天不是来演讲的。随即解释说，在他看来，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高踞讲坛，面对台下环坐的听众，一如穿戏衣的猴子。较诸在讲坛之上放言高论，他更乐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一无拘束地闲聊。始料未及的开场白引发了一阵骚动，准备商榷、辩驳甚或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提问的纸条旋即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低声慢语，字斟句酌，如考试答题般一一作答，严谨中透出适度的机趣，幽默中又不失应有的深刻。讲座既毕，李先生步出教室，身后浩浩荡荡地跟了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讨论,据闻有几名同学一直跟到了三二〇路公交车总站。

甘阳

甘阳和金观涛，一位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一位是《走向未来》丛书主编，皆是开风气之先、锋芒显露的人物。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一面世便一纸风行，“人是符号的动物”之说不胫而走。他的讲座对学生的吸引力大矣哉，三角地海报既出，同学们无不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讲座大约是在文史楼，细节记不真切了，主题也付诸淡忘。记得的只是他瘦削的面容、冷峻的神情，外加一副遮住半边脸的金边眼镜。尤其是镜片后面透出的目光，深邃而犀利，印象最为深刻。知道金观涛则与他和妻子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有关，适巧对他倡导的“方法论”产生了浓厚兴趣，遇有机会聆受他的宏论，自然欢欣雀跃。在我依稀尚存的记忆中，他当时约莫四十上下，中等个子，笑容可掬，穿一件浅蓝条纹衬衫，白净的脸上架副眼镜，一派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当天的讲题是“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讲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唯一能想起来的是“超稳定结构”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几个术语。

厉以宁

厉以宁先生鼓吹股份制，不遗余力，被戏称为“厉股份”，确实是名实相符的。第一次听他的讲座，记不清是在二教还是在文史楼。总之，是一间大阶梯教室，不用说早已观者如堵。那天天气乍暖还寒，他穿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讲到中途时，大约是受到台下炽烈气氛影响，渐渐地额角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索性把夹克的拉链解开，露出褪了色的针织毛衣；其人衣着之节俭、简朴，于此可见一斑。当晚的主题有关价格改革，也是当时关注度甚高的话题。在那一段时间，他研讨、激辩、呼吁价格改革，可谓力排众议。是晚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是“闯关”，至少不下十数次，其言也谆谆，其情也切切。他对各种经济数据了然于胸，中国也好，全球也好，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每每让大家既惊且奇。讲到“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他瞬间敛起了脸上的笑容，声调越来越高，手势越来越急，全场也随之紧张得大气不敢出。

谢冕

我上北大时，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乃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瞻心仪已久的谢冕先生的风采，是在入校那年秋天举行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地点在办公楼礼堂。时隔经年，印象犹新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他广额丰颊，目光炯然，穿一身浆洗得有棱有角的白衬衫，袖口捲起，显得格外英姿勃发。他对文学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忱，只要谈及诗歌，立时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饶有感染力，听了不禁为之神旺。他的演讲总是伴着笑声，很清澈，很爽朗，欢快之中透着孩子般的单纯和天真。通篇演讲都是诗意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足以令人回味。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我常常想，假若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周国平

在三角地西侧，有一家小书店，名曰北大书屋。店面不大，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的藏书大半购自那里。差不多有很长一段时日，我每天都会去逡巡一番，信手翻翻不花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畅销书排行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排行榜和讲座之间存在某种“共振”效应，不知道是排行榜影响了讲座，还是讲座带动了排行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大卖，连续几个星期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上帝死了”。随即，他应邀来北大开讲尼采哲学。有图书热卖在先，讲座被闻风而至的学生挤爆，赢得彩声一片，不在话下。那时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热点转换异常迅速，各领风骚三五天。其后不久，，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西川

在海子周年忌辰，他生前挚友、诗人西川回母校作了一场关于海子的讲座。海子、、西川被誉为“北大三大诗人”，他们之间的友情非比寻常。在亦辞世之后，西川自然成了讲述海子最适当的人选。未几，在同一间阶梯教室，我又听了张玞讲述：此是题外话，不表。那天西川穿一件黑色毛呢大衣，系一条深灰色长围巾，黑色宽边眼镜配衬一头长发和满脸络腮胡，文艺范儿十足。他追忆两人的诗歌友谊，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又复分析海子的死因，还原一个鲜活而真实的海子，末了诵读了海子的诗作。我清晰地记得，念到“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他忽然顿住了，指出只有对乡村和大地有着独特体验的海子，才能写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句。那一瞬间，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记忆中唯一一次不用提前占座的讲座，是在塞万提斯铜像所在的勺园草坪。主讲人是一个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干巴老头，大家都叫称他老包。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春日午后，草坪上坐满了人，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老包几乎“无立锥之地”。在塞万提斯铜像的衬托下，老包原本单薄的身子顿时又矮了一截。他说话的语速非常之快，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因疲惫而略带沙哑。每讲到兴奋得意处，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会突然放光，满脸皱纹亦随之舒展开来，手势凌厉而果断。世事如梦，此后我每次行经勺园草坪，总会慨然良久，生不胜今昔之感。我一直寻思，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为什么如此瘦弱的身躯竟能蕴含沛然莫之能御的激情？这次讲座予我的印象，在他故去多年之后，依旧清晰如昨。

北大四年，有过一段弥足珍贵的偷听经历。记得是在大三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讲习班，学员来自四方，大多是大学老师。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阔步，略无愧色，居然一路放行。大约有一周时间，我先后听了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金克木、杨周翰、李泽厚、庞朴、余敦康诸先生的课。他们或睿智隽永、或幽默诙谐的言谈，使我顿生含英咀华之感，至今回味不已。

季羡林

印象至深的是季羡林先生讲授的“中印文化关系”。彼时的季先生年届耄耋，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爽极了，浑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讲课时腰板笔挺，神情分外端详，举止分外从容。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将黑板擦拭干净，然后拣一个靠门的座位坐下，一边休息一边跟大家谈天。他谈中西文化，谈北大掌故，谈留德趣事，有说有笑开心得不得了。季先生很认真地说，他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用冯友兰先生赠与金岳霖先生的一副对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紧接着解释，米者，米寿也，指八十八岁；茶者，茶寿也，指一百零八岁。他说，自己不想平平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加塞。这一席话让大家笑不可抑，他在笑声中又开始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北大生涯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 

除了几位识见宏通的大家，当时在深圳大学任教、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王宁，北大比较所伍晓明也给讲习班讲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北大比较所分别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亲自上课，还坚持旁听每一堂课。记得有一回，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比较”，两鬓渐斑的乐老师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极认真地记笔记，不时颔首微笑，场面甚为动人。回首当年，有机会聆教于这么多学贯古今中西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来源：2017年11月《教师博览》（原创版）“口述史”栏目，原题为“北大忆往”。

作者：杨文利，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媒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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