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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改良与江阴——写在《郑觐文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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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菁存阁影印的曹颖甫《梅花集》后,恍惚记得去年曾在菁存阁见过一本很重要的样书,一查才想起是《郑觐文集》。郑觐文的著作求索已久,一看已经在售,就很麻利地拍下了。

在民国年间,面对西学东渐,周少梅、刘半农刘天华兄弟、郑觐文开始改良民乐,使之适应时代,碰巧这些人都是江阴人——这是江阴与中国音乐的不解之缘。  

周少梅是江阴顾山人,据说他拉二胡时,常常在思考:二胡是我国民众最为喜爱的乐器,也是最普及的乐器,可二胡为什么只能当民乐中的配角——伴奏乐器呢?在不断的实践中,周少梅找到了根源:第一,二胡乐器外形粗陋,难登大雅之堂;第二,二胡音域偏窄,没有独奏性能。

于是,周少梅立即对二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之前只有一个把位的二胡,变成了上、中、下三个把位,便于演奏时指法上的灵活运用,这样的改良使二胡的音色更加柔和、刚劲。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梅在常熟周万兴胡琴店周荣根和技师陶洪茂的支持和配合下,把原来只有76厘米高的二胡,改成了90厘米(一说81.5厘米),这就是当年驰誉江南的「周少梅三把头胡琴」。此外,周少梅还改良了琵琶,在琵琶上加多了品、相,加大了琵琶的体积。

相比周少梅,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对民乐的改良,走得更远一些。刘氏兄弟是江阴城里人,很多人知道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爱好广泛的学者。

刘半农在留学法国期间,利用西方公认的科学体系和科学实验来研究中国的声韵学,找出平上去入的内在规律,从而证实平上去入的分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并因此完成了博士论文:《汉语字声调实验录提要》。刘半农此举并非附和西方科学,而是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谋求旁征。此后,他又完成了《四声实验录》、《汉诗声调实验录》等重要学术作品。刘半农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明代的朱载堉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十二平均律(新法密律)的伟人,而十二平均律正是现代音乐正是现代国际音乐中通用的标准。刘天华在刘半农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改良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使之符合十二平均律的标准,为民乐的现代化、国际化奠定了铺平了道路。

刘半农的弟弟刘天华是著名民族音乐家,他比周少梅小10岁。1917年,22岁的刘天华在江阴鸿模学校任音乐教员,一次,他慕名去听周少梅的二胡演奏,周少梅用改良的二胡演奏的《中花六板》,音色柔和又刚劲,早就对二胡感兴趣的刘天华简直被迷住了,立即拜周少梅为师,这一学就是五年。周少梅对刘天华的艺术修养、音乐知识也非常钦佩,这对相见恨晚的师徒俩,经常在一起研讨「三把头」的演奏技巧、新的记谱法、江南丝竹等理论。此外,周少梅也曾反过来向刘天华学习古琴(刘天华是梅庵派古琴传人)和琵琶曲。

刘天华调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工作后,不忘本师,专门邀请周少梅到北京参加二胡琵琶演奏会。刘天华在「周少梅三把头胡琴」的基础上把二胡延伸到了五个把位,进一步拓展了二胡的琴弦和音域,使二胡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在此基础上,刘天华创作了《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等10首著名的二胡独奏曲,以及47首二胡练习曲,并将这些曲目带进了高等学府。

刘天华在周少梅、刘半农等人的影响和协助下,对民族乐器的改进首先体现在他对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的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相比周少梅、刘半农、刘天华的民乐改良,郑觐文对中国民乐贡献更像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制造仿古乐器,改良民族乐器,组建民族乐队,以及编著乐理书籍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出了重大贡献。那张著名的照片,大同乐会演奏《东方大乐》时宛若交响乐现场的那张照片,会不会让你久久不能平静?反正我看了之后,惊叹至今。

郑觐文制作仿古乐器,起始于任教仓圣明智学校期间。当时郑觐文已将复制的竽、埙、篪、大瑟、大小忽雷、箜篌等,用于古乐演奏。大同乐会成立以后,郑觐文便专心致志地营造这批仿古乐器。郑觐文所制作的『仿古乐器』,实际上乃是古代乐器、现存的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和部分创意乐器的综合。但郑觐文所制乐器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中国音乐史》中所载为161件,拍摄《东方大乐》时据说有180件,如今存留下的乐器照片和实物,约有170件。

郑觐文制造仿古乐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颇多革新。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点,1924年,郑觐文就研制过双层面板的「增幅琴」,1926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载,琴为虞舜所造,五弦)。1924年,郑觐文制作出三十六弦「洒瑟」和五十弦「庖羲瑟」。郑觐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将瑟的一弦一柱,改成类似扬琴的排马,防止鼓瑟时柱与瑟的面板碰击而发出杂声;二是在瑟上装上轸轴,将弦的首端拴于轸轴之上,以利调节弦的松紧。如今制作古筝,排马虽然未被采用,而弦轴却沿用了下来。

对于常用乐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郑觐文亦耗费了不少心血。我国旧有的传统笛子为均孔,即各孔的间距几乎相等。这种形制,最迟始于汉魏时期,一直沿用下来。为着合奏的需要,郑觐文于1929年首先按国际标准音制成律吕式的十二调笛。所谓律吕式笛,乃是以三分损益律确定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实际上律吕式调笛的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与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远远小于听觉误差。郑觐文又考虑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长成反比例的这一事实,又琢磨研制成管长能够伸缩的调音笛。此笛后由罗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郑觐文还在20世纪30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箫笛;十二音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箫」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则更早于丁燮林1944年制作的十一孔笛。

郑觐文除了大胆仿制古乐器外,在音乐理论上也颇多实践。比如,郑觐文发明的七线谱,是在吸收了五线谱长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乐界只熟悉首调唱名的实际而设计的。1931年夏,郑觐文还特地用七线谱译古琴谱让卫仲乐先生演奏,译琵琶谱让柳尧章先生演奏,以此证明七线谱的适应性强。此外,郑觐文的专著《中国音乐史》更是开风气之先,王光祈在其同名著作的自序里坦言:「郑觐文君之《中国音乐史》,材料亦甚宏富」。

《郑觐文集》的出版对研究中国音乐史,及民乐改良与江阴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也希望有人能把刘半农研究「十二平均律」等音乐理论的著作结集出版,不要让原始资料压在博物馆的玻璃框内吃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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