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姥爷（我外公的父亲）是一个画师，大清朝还没完戏的时候，他老人家常到皇宫里去给宫里人做画。他的画在我们附近乡里是很有名的，据见过的老人们说他老人家的宫廷画画得相当好。
可惜，他老人家走的早了点儿，我又来的晚了点儿，所以未能谋上一面，就连老人家擅长的宫廷画儿我也没能瞧过一幅，不能说不是遗憾。不过他老人家有一副自画像我见过，是他自己年老的时候对着镜子画的，花白胡须，样貌慈祥，据我姥爷说那画跟我老姥爷本人非常像。没见过他的宫廷画，但我见过他写的蝇头小楷，字体清秀漂亮，跟印的一样，只能以字来侧面佐证画技了。
我老姥爷不是从小就开始学画的。据说是二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对画画产生了兴趣，非要学，家里人谁也拦不住，他的父亲坚决不支持，要知道学画在任何年代都是非常耗费钱财的。据说只有我老姥姥支持他（呵呵，那时候人们成亲都早），据说他老人家憋着一肚子气背着一袋小米儿就拜师学艺去了。应该确实有些这方面的天赋，也确实下了苦工，用冬画三九，夏画三伏来比喻也不为过，总之多年以后他学而有成，成了一名真正的画师，也成了彼时代的京漂一族。
可我要无奈地说人生是多变的。或许他老人家不甘心只做个画师，或许是受了近水楼台的影响，反正后来他改行开了个古董店。他自己是个很活泛的人，跟很多宫里人关系不错，能拿到一些宫里流出来的真品。这不是夸口，我姥爷家原来一直保存着两根蟠龙藏蜡，是一个宫里人送给他的礼物，据说这种蜡的蜡油能治毒疮，，又叫背痈。后来有个得背痈的外乡人到我们村去淘换这种蜡，我姥爷当时给切了一小块，治没治好就不知道了。
这两根蜡他们家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三七年运河发大水的时候，让我姥姥给点了（用古董来照亮，也是需要勇气的），等多年以后我能见着的时候就剩了些碎块，现在那些碎块应该也扔了。总之老姥爷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后来还把两个外甥招去帮着看门面。
就在这人生得意的档口，他父亲病重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生意交给两个外甥照看，小毛驴一赶，回家去也。后来在家忙丧事，然后又跟几个弟兄分家，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人处于顺境的时候总是容易过于信心满满，那时的他对北京的古董生意信心特别充足，所以在分家的时候就不由得慷慨地一塌糊涂了。他主动提出放弃家里的房子和地，自己举家去北京专心做古董生意。对这样的慷慨他那几个兄弟当然全盘接受，这家分得是即痛快又皆大欢喜。
一家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去了北京。一路上除了高兴还是高兴，马上就要成北京人了，还不用上户口，说不高兴是假的。等一行人来到古董铺一看，立马全傻眼了，铺子里都搬空了，啥都没了。傻眼这个词不是我擅用的，擅用是对老姥爷的大不敬，这个词是引用我姥爷的说法。
原来，在老姥爷回家这一个多月里，他那两个外甥整天被同行拉着去抽大烟，逛窑子，挺好的买卖败了个精光（这是同行间一种典型的，较通用的竞争手法）。说实在的再好的买卖也架不住两个烟鬼那样造，从这件事来看人生绝对是多变的，冲动绝对是不可取的。
我老姥爷当时的感受一定是那种跌落悬崖的无助与绝望，这种从巅峰一跌到底的瞬间滑落应该是相当难以承受的，据说当时他老人家都站不起来了，打击力度相当大。不过作为后来人的我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感谢他那两个倒霉外甥，因为他们败家有道给我老姥爷彻底断了古董生意这条路，也间接取消了二十年以后，他以七八十岁高龄挂着牌子在北京扫大街的资格，这也算是另类的塞翁失马吧。
我老姥爷不甘心，想东山再起，就带了些自己原来的画给一个古董界的朋友看，希望能卖些钱做本儿。那个朋友一看就说画得好，可惜画上有了我老姥爷自己的印鉴，所以卖不上价钱。艺术这一行历来这样，如果作者没名气，画再好也没有用。最后那人给出了两个有建设性的主意，要么找名家捧捧他，捧出名来，那画也就值钱了；要么他画的画不签名不盖章，价钱反而能卖高些，而且有多少他要多少，只是签名，印鉴这类杂事就跟我老姥爷无缘了。
前者对我老姥爷来说太悠久了点儿，难解近困，最后他老人家选择了后者，跟现实挨得比较贴切。一家人也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又简单收拾掉头回了乡下老家。然后他去跟自己那几个兄弟商量，想再住回自己原来的房子。那几个兄弟立马翻了脸，啥都不给。最后一家人只好借了村里别人的房子暂住，连做饭的锅都是借别人的，可谓一惨到底。可见亲兄弟分家产严酷程度有时堪比。
好在他老人家画技不错，好在有一个不错的朋友。后来他画了很多画，有自画也有临摹，他那位朋友全部包销，给的价钱也确实不错。据说那些画多数都卖到了国外，销路很好。外国人不管是张大千的还是齐白石的，在他们眼里估计所有中国画都差不多。所以现在在外国拍卖的那些名人画作，说不定哪张就是出自我老姥爷的手笔。别纠结赝品不赝品，赝品也是品，那个时代的赝品放在现在比真品价值不低。
反正这门画画的手艺终于兑换成了收益，后来我老姥爷用这些钱把自己原来的房子从他亲兄弟手里又买了回来，拆了重盖，建了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咋说呢，事情有好就有坏，他那段在北京开古董店的经历在后来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终于起了作用。虽然最后破了产，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二十年，鉴于村里实在找不到一个达标地主条件的家门，鉴于要让村里阶级成分的分布有更高的可鉴赏性，最后他们家被定位为资本家。估计他老人家是全国唯一一位不拥有资本的资本家，从这一点来说很有开创性。
我姥爷也学了画画，但是我老姥爷知道画画受得苦有多多，也知道成名有多难，所以知道没希望就不予奢求，也就不做严苛要求。也因此姥爷的画比老姥爷水平应该低多了，后来干脆让我姥爷去学了二胡，再后来就去了一个剧团，那是个唱河北梆子的剧团，少不了二胡伴奏。那时我姥爷是三个二胡手里面拉得最好的，也是最早离开的。资本家的成分不是啥工作都能做的，剧团好歹是一级部门，虽然称不上是重要的喉舌部门，但也算是喉舌的辅助部门------嘴皮。要保持相当的纯洁性自然需要剔除资本成分。就这样我姥爷拉着二胡稀里糊涂成了资本家，又拉着二胡迷迷糊糊回了家。
二胡拉不了了，我姥爷一看那就做个小买卖吧，反正已经是冒牌资本家了。做啥呢？最后决定往天津倒卖鸡蛋，几次做下来他便选择放弃，一次摔了个稀里哗啦，一次中了骗子的掉包计，赔了个嘁哩喀喳。还是画画吧，精品画不了，就给人画秋影。秋影就是遗像，那时候乡下很多老人过世了，把原来照的小照片放大成大画像，这个大画像就叫秋影。我姥爷画秋影是很擅长的，加上脾气好，人缘好，所以经常有人托他画。拖资本家成分的福，转了一圈又回归了本行
当然我姥爷也还是幸运的，更不幸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属于旧社会最后一拨裹成小脚的家庭妇女，那时候一家人的吃穿都由她一个人操持。在那个年代，无论玉米还是麦子都得用那种磨盘来磨碎，姥爷家地不多，家里也没养牲口，只得自己推着磨磨面。那时候为了准备一家人的饭，她经常磨面到深夜，她不得不自己一个人推着大磨盘转，一转就是很多年，最后被累瘸了一条腿。她老人家也是唯一一个瘸着腿推着磨盘被确定为资本家的人，放在哪个时代都能堪称奇迹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多亏我姥爷擅长画的是秋影，也多亏了他画的最多的就是秋影。当那场被定位为浩劫的运动来临时。当村里闯将们把他定为批斗目标时，他们的父母站出来反对了，毕竟要批斗的是一个脾气好的没法再好的长者，毕竟是说不定哪天也说不定是谁又需要画一张秋影，谁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