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父亲的二胡

我父亲八岁的时候成了孤儿。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起他的身世，但是偶然的他会说几句。譬如我中学历史学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说那时候的情形比这惨烈多了。“你爷爷的两个兄弟就是那时候死的。”又比如我们学乡土历史的时候，他会拿起我们的教科书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没有写社教呢？”

这样子慢慢地我们也把他的家事凑齐全了。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保长。3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三。秋收起义那年大儿子刚成了家，新娶了媳妇。那天正好他媳妇回了娘家，他带着大弟去镇上赶集。那么巧就碰到了革命军游行，两个人挤进去看热闹，却被认出是保长的儿子。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两个人绑了，游街以后就杀了。我爷爷本也闹着要去镇上，两个哥哥嫌他小，碍事，没带上，反倒捡了一条命。可惜他也不长命，我父亲出生不久他就得了伤寒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改嫁给张木匠。 

这个张木匠据说是个命硬的人。第一个老婆被马蜂蜇了第二天就死了，第二个老婆是我爷爷的大哥的遗孀，她新婚的老公死后不久她就改嫁给张木匠，结果没几年也病死了。我奶奶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她嫁给张木匠以后，生了三个闺女，我的三个姑姑。兰姑，慧姑，秀姑。她们都长得好看。我就想，大约我的奶奶也是好看的。我奶奶再一次怀孕的时候，有一天爬梯子去阁楼里取东西，不小心摔了一大跤，去了医院打了一针说是保胎的，结果不但孩子没保住，连大人的性命也丢了。那一年，我父亲刚满8岁。他说只记得家里闹哄哄的，三个妹妹都在哭。他没有说他有没有哭，我猜他一定是哭了，只不好意思与我们说。张木匠后来又娶了个城里人的小老婆。那时候解放了，不准三妻四妾，小老婆就被休了，然后改嫁给张木匠。那个小老婆据说人也不坏。但是到底也不是亲娘亲爹，周围还有一堆有一半血缘关系或者毫无血缘关系的的兄弟姐妹。我父亲是要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没依没靠的一个人讨生活。我后来看《白鹿原》，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我就想，这不是张木匠吗。

据说我爷爷是颇有些才气的，毕竟是保长的儿子，小时候读过私塾的。我父亲说，爷爷二胡拉得特别好，那时候还在镇上的戏台子上演出过，我家里那把二胡就是爷爷传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是得了些真传，也是方圆十几里地的秀才，不仅二胡拉得好，字也写得好，还会在大衣柜门上画百鸟朝凤和富贵花开。 那时候，附近乡邻有了红白喜丧事都爱喊他。一来父亲会编对联，写对联。二来他还会打算盘，可以兼做帐房先生。我小时候，别人喊他，他总是甩下手里的活拔腿就跑。母亲在他背后大声地呵斥他只当没有听见。

，他称做社教的那个一两年，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事吧。他那时还是单身，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台下是乌泱乌泱的一大片。群众们把他们报告团的人当神一样敬，盛情挽留他们留下来做干部---真有留下来的。可是父亲天性单纯，又被热血澎湃的时代冲晕了头，压根想不到要做什么官，还是兴致勃勃地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一场一场地做报告。然而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很快就不搞什么社教了。父亲回到老家种田，而那些留下来的就做了官--乡长甚至是后来的县长。他有时候说起某某某当年还没他讲得好，现在都做了区长了。母亲就开始嘲笑他，骂他蠢，看不准形势。 他也不恼，任母亲说，就像平常任何事情一样。他就是听着，不生气，也不发火。

我家兄弟三个。我初中就开始住校，很少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哥和我都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小弟也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我弟留在了省城，我和我哥都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还是件颇新鲜的事，县里的报纸找到了我们家采访父亲母亲。他们两个拘谨地坐在禾塘的竹凳子上，父亲一开口眼泪就往下淌。母亲坐在旁边，不哭。

我后来接父亲母亲去美国住，他们不习惯，尤其是父亲。 我有次带孩子看病，把他也带上了。我们在小单间等医生的时候，父亲抱怨说：“美国看病的房子都这么小。” 我很无语，中国看病的房子是大，可是好多人呢。病人看病是没有隐私的，你说你的病状，满屋子的人都尖着耳朵听。我老婆是个城里人，父母亲第一次来，她就给每个菜盘里加双筷子，说是公筷。 有一次父亲忘了换筷子，我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父亲茫然地看着我。我很想把老婆呵斥一顿，然而我究竟没有。父亲的懦弱从空气中传到我这。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张木匠家的日子，虽然他从没有跟我们提过。那样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唯有变得懦弱，才能保护自己，只这习惯性的示弱已经深深写在他骨子里，甚至是通过DNA传到我这。我悲哀地发现，我不过是在重复父亲，重复父亲的懦弱和隐忍。

父亲住满了6个月马上就走，我心里很内疚，但是我竟然不知道能做什么。父亲回到家就常跟我们提海归的事，说我的中学同学大林学习那么差，复读一年才勉强进入省里的一个二流大学，现在在东莞，做房地产，早发了。“你和你哥也回来吧，国内机会多得是呢。” 我和我哥都不做声。

我去年带着儿子壮壮回国给他做七十大寿，我哥我弟也都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这么多年总算是又聚在一起。我家是在一个小山冲里，在大路上隔一两里地都能看到，可是要绕上一大段路才能走到。我记得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父亲会说一句：“坐稳了！” 然后车子在泥路上一颠一颠地出了山冲。好在后来从大路到家门口的那段泥路改建扩修了，私家车也能开进来了。那天孩子们都跑到老屋里耍，跑上跑下，兴奋得很。我家的老屋很破旧，南方农村典型的青瓦尖屋顶，中间是堂屋，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卧房。厨房还是那种老旧烧柴火的灶台。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田埂上挖水米花，然后捣碎了放在糯米里做糍粑。到了过年我们在灶火上烤糍粑，烤到金灿灿的再撒上白糖，吃起来满口的香甜。我们后来要给他们修新房子。父亲不肯拆老屋，就只好在老屋旁边并排修了一栋新屋。新屋有3层楼，那时候还是附近最高的楼，可是现在也是灰头灰脸，周围好几栋楼都比它高了。那天来了不少人，其实大多是我们兄弟三个的同学来捧场。我们在禾塘里摆了近二十桌，父亲乐呵呵地忙上忙下，看得出很高兴。平日里这两栋大屋子，就他们两个老人住，一定是寂寞得很。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一轮残月挂在天边。父亲看着空荡荡的禾塘，突然跟我儿子说：“壮壮，你要听爷爷拉琴吗？”说着就从大衣柜里找出了他的二胡。壮壮拨弄着二胡，说：“跟我的小提琴有点像呢，也是要拉的。”“是啊，这是中国版的小提琴，等我死了这把琴就给你好不好？”父亲跟壮壮说。“我不要，爷爷不会死的。”父亲笑了，然后他就坐在禾塘的小竹凳上，也不看我们，拉了起来。他拉的是二泉映月，调子很悲凉，我小时候听过许多遍，我知道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就会要拉他的二胡。

他拉得很入神，我看着他微屈的背影，像一棵被挖空了的老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却紧力地抓着地面。我不知道他这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我站在那，心里是月凉如水的凄凉。